5月 142012
 

在知乎上有人问:『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为什么是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按理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也是齐国最富裕,楚国也很强大,之后的汉的中心依然是建在西北,而不是华北和中原一代。”“曹魏之时,曹操的重心已经转到中原河南了,后来的隋唐为什么又跑长安建都去了?”

我对此的理解是:地理位置

长安所处的渭河平原也被称为关中地区,具体说就是这个地区位于几个关口之中,分别是:西边的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下图蓝色标记),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关两座(下图红色标记)。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可谓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关中

对于来自中原的威胁,只需固守潼关/函谷关便可让关中地区顺利发展,渭河平原的肥沃土壤足以支持大量人口在此繁衍生息,积攒实力,没有后顾之忧。

除了来自中原的威胁,其他方向均不易对长安构成威胁,不易不代表不可能。历史上就有多次尝试,还不乏成功的案例。最早攻入关中的应该是刘邦了,刘邦从汉中,利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战略上麻痹对手,从陈仓道过秦岭进入关中,算是不多的成功案例了。再有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唐时期吐蕃趁中原『安史之乱』,河西防御空虚,从甘肃进入关中,占据长安数日。

而进攻关中失败的案例就更多了,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的北伐,六出岐山希望夺取关中而无功而返,小说中是因为司马懿的足智多谋而挫败诸葛亮的进攻。实际上单就穿越秦岭的难度,就够诸葛亮喝一壶的了,如果没有刘邦那样成功的战略欺骗,谋略如诸葛亮都很难能进入关中。

同样,明末起义军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关中,被轻易挫败,自此李自成从高迎祥手中接过『闯王』的大旗,走向继续“革命”的道路。而其后李自成大顺军,在潼关对阵清军,清军长时间坚守不出,后来凭借红衣大炮才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夺取关中。由此,关中之坚固可见一斑。

秦国依据关中的有力地形,只需要函谷关一面面对敌国即可,而不像其他六国大多处于四站之地。利用地理优势,秦国有足够的时间与六国周旋,进而发展自动经济与生产力,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充分发挥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优势。进而统一中国。

汉高祖刘邦亦曾想过建都洛阳,刘邦本人和手下大多数山东人士,洛阳是东周的国都,也距离家乡较近,当然成为首选。但娄敬建议关中地区易守难攻,为四塞之地,即使丢掉整个山东,依旧可凭关中地区东山再起,重新逐鹿中原。

李渊曾因为突厥的威胁考虑建都南山以南,但最终被李世民说法建都长安,利用长安的地形来巩固边防,同时可以形成对中原地区形成有效控制。同时,定都长安也为夺取西域,控制中亚奠定了基础。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唐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粮食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从江南地区通过漕运解决。但漕运成本极高,而且逆流而上。所以宋朝选择了漕运压力较小的开封定都,但开封的劣势也显而易见,无险可守,即使是大量的禁卫军面对金国的铁骑也是不堪一击,被长驱直入不得不迁都江南。

在唐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地区,长安不再适合定都(参考我的博文《别了,首都》)。但即使如此,在明朝初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民国时期,都考虑过西安建(陪)都的问题。至于现在广为流传的,共和国期间号称一票败给北京,那则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各地都有这个传说。

3月 162011
 

大明宫含元殿

自唐以后,长安(西安)便不曾是中国的首都,尽管后世历朝建都时总会将长安列为备选,但结果总会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西安人津津乐道于因为只差若干票而输给某某城市这类的野史。而且,据我所知,不止西安一个城市喜欢念叨这种话题。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康有为就在海外建议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这当然没有实现。即使是现在谈论迁都,人们也习惯于将西安提出来掂量一番。

似乎在西安建都意味着某种好运,意味着能够重现周、秦、汉、唐时的光荣与梦想。但遥远的荣光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几座佛塔,数个遗址,无数墓冢,以及那说不清的文化底蕴。相对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最适合西安的称号就是“废都”了——废弃了的首都。

都城迁离西安并不是什么风水之类的原因,而是切实利益使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秦制,商鞅变法强调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当然也包括地方权力,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结束先秦时期“封土地,建诸侯”的封建格局。如果说封建分封让诸侯们手中握有大权的话,那么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则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所处的首都也就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国资源,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等都不可避免的向首都集中,而对其后勤保障则是个大问题,随着各种资源来到首都的人总要丰衣足食。

满足粮草供给的方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么从远处调拨。对于长安来说,地处关中平原,自然也说的上是粮草充沛,但对于满足首都的供给,始终还是杯水车薪。即使是早如秦国也不能就地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郑国渠来发挥关中平原,另一方面也要仰仗栈道,从巴蜀地区运粮尽量。但这毕竟只是秦之一国。

到了汉,则是开凿白渠继续开发关中平原的潜力。当然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种选择是迁都,迁至粮食主产区看上去是不错的选择。但这样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秦汉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没错,就是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是对农业政权最大的威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是共同的威胁。这也是长期以来,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所谓“天子戍边”。

 

到了隋唐,边依然要戍,但粮食还是问题,关中平原的潜力早已殆尽,必须从外调粮。而从运输的角度来说,陆上运输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最方便途径就是走水路,成本低,运力大(水上运输的方便甚至是造就希腊文明的原因之一,参见《文明的轨迹》)。但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河流的流向是从西到东,而粮食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这意味着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满足首都庞大的胃口。在没有现成河流的情况下就只有开凿运河,要说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游览方便而开凿“大运河”那绝对是胡扯,大运河更重要的使命是为长安运粮。

即使是有运河,逆流而上仍是不变,尤其是经三门峡进陕一段,水流湍急,艰苦异常,直接导致成本陡增。这也是东都洛阳的以兴起的背后原因,去洛阳办公至少可以让漕运的距离减少大半。唐玄宗时期因漕运制度改革而让成本降低,得以让关中大富而洛阳萧条,这也成就了大唐最后的顶峰。

至宋,赵匡胤也动过建都西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战火让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早已“孔雀东南飞”。百年后,开封城无险可守,被金军长驱直入,让我不得不遥想一下当年秦军倚仗函谷关就能与六国周旋的场面。至南宋,便不得不直接将都城设在鱼米之乡了。

到明朝,汉人总算扬眉吐气,拿回燕云十六州,但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取代西安,北京成了这时的前线。天子依旧戍边,只是不在长安,运河依旧繁忙,只是终点不同。此时的西安,更多是作为西北门户存在,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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