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202010
 

讨论中国当下遭遇的种种问题,如果想要深入一些,就免不了要追根朔源,分析一下问题产生原因和历史背景,其中自然会把话题带到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本性上去。中国社会曾经是何种面目?urban 现在是什么模样?变迁如何进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延伸到当代的诸多领域,以助我们理清自己国家的脉络。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模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书,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但书中的诸多论点依旧是振聋发聩,费孝通先生勾勒出的那个中国仍未消逝。

如果说乡土代表了传统的话,那混凝土就是一股现代化的力量,正在席卷整个中国,正在侵蚀那个乡土的中国。

(一) 乡土的起源

提到乡土,印象里多是与农村相关联的,而农业自古都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把古代中国的经济称作“小农经济”,把中国文明称作农业文明,即使今天,我们还会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看每年中央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也是关于农业。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就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文明如果想要得到延续发展,少不了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诸如食物,木材,石料,矿产……。而获得这些资源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是本地搜集,另一个就是与外人交换。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流域,如果从农业的角度看,数千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场所。在这里,不必要交换就能取得所需的各种食物资源,至于说其他资源,也并不稀缺。农业在这片土地上自热而然的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果看看地球另一端的希腊,那里没有什么著名的河流,更缺乏河流冲刷而成适合耕作的平原,有的只是曲折的海岸线。文明所需要的资源只能通过航海贸易的方式取得,直接导致了商业的兴盛。农业在这里没有被重视,至少没有像中国这般重视。

(二)乡土的影响

如同在《乡土中国》里“乡土本色”一章中所写:“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则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待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农业更喜欢稳定,人们更喜欢把更多希望寄托在大自然如同往年般风调雨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这种稳定自然也会体现在人口上,古人讲究“生于斯,死于斯”,讲究“父母在,不远游(远方之游不会有太多人有能力做到)”,凡事均是以出生地为中心。到了今日我们仍旧讲究要“落叶归根”,仍然在户口本上清楚的标注了自己的籍贯,哪怕你一生都未有去过。

在如此一个缺乏流动的社会中,人的地位天生就被决定了,也很容易安排,因为父亲的地位就一定高于儿子,老子面对儿子,拥有的是绝对权威,辈份年龄成为了排定社会地位的依据。与之相较,如果是一个商业社会,人口流动密集,就很难用简单的手段确定某人的地位一定就比另一人高,也没有谁天生比较重要。而到了农业社会,封闭性让家族的兴起,父权的树立成为理所应当。

(三)熟人之间

在一个众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封闭型社会里,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是熟人,大家互相了解。互相清楚对方一个眼神的含义,明白对方手势的意思,因为熟悉,简单的言语就可以做到言简意赅,甚至是连文字在大多数时候也不是必须。

如此熟人之间,完全能够做到稳定平静,太平盛世。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只有在这么一个杜绝了外来人员的熟人社会中才能做到,没有了外来人员,彼此间又过于熟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被及时觉察,这样就杜绝了“拾遗”、“入户”的可能性,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好。

如此熟人之间,无需律法来规范,彼此间的信任基本足以自行,乡村成立国家权力难以触及的角落。按照《新乡土中国》作者贺雪峰的话说:“熟人社会行动逻辑在于多次反复博弈……”,这在一个流动性高社会中可做不到,今天和你博弈的人谁知道明天在哪里。如此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最好的策略就是遵纪守法(理论上),你不能相信和你打交道的人一定会诚实守信,但会清楚的相信如果你利益受损,法律会为你主持公道。

法律的产生原因许多,但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对法律的需求一定比一个熟人社会对法律的需求要高,熟人社会依靠习惯、道德已经足矣。但在陌生人社会里,需要法律这么一个代表权威意志的第三方,来使社会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产生信赖,你可以不相信你交易的对象,但只要你相信法律会保障你的利益就足够了,如此也是法律的意义所在。

(四)礼与法

礼的力量让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很难进入乡村,而法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会与乡土遭遇,尤其是在乡土的稳定被打破以后,这种遭遇显得越发频繁。所以,才有了“送法下乡”这一提法,才有了苏力老师最喜欢讲的秋菊与山杠爷的故事。

有必要提一点,中国古代所说的“法”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当代的法是舶来品,是自清末修律开始,学习西方法治的产物,而对于传统中国法的继承,并没有太多体现。面对法的蓬勃趋势,乡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独善其身的,法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说乡村有了礼治,道德就可以把法排除在外,若真如此,法之权威性自然会大打折扣。

当然,法也做不到完全垄断,或许除了秦朝(国)——那个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变法的朝代(国家),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把法制做的那么纯粹,剩下的朝代要么是德主邢辅,要么是明邢弼教,礼与法相互杂糅在一起,其中无非是成分多少的问题。

即使礼与法长期共存,但不代表他们融为一体。反而,国家之法与乡土之礼之间的冲突自古就有,只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变得尤为严重,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西方文明从开始与中华文明接触、碰撞,到让中国完全开始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传统封闭的乡村经历了,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一场历史无前例的变迁。

(五)从乡土到混凝土

东方与西方发展的轨迹是沿着截然不同的道理前进的,但这两条轨迹并非平行,终究会有交点存在。这种相交所引发的动荡,如同板块碰撞,持久而剧烈,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共和国建国”,乃至“改革开放”,都是这场碰撞的产物,无不体现着这场碰撞。在那一系列“变法”,“革命”的催化或者作用下,中国上到国家的运行模式,社会的组织结构,下到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与传统有了太多的不同。曾经的乡土,已经,或者即将土崩瓦解。

一个秩序倒下,自然会有另外一套前来接替,而取代乡土的,就是从西洋舶来的“混凝土”。混凝土组成的城市不断增多,而生活在乡土里的人们,也不断的往城市迁移,看看每年“春运”时期各地火车站的浩荡场景,就能知道“混凝土”对于人们来说有着多大的吸引力。“混凝土”甚至象征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快节奏,商业化,西化(或者你说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甚至是彼此间有些冷漠的生活方式。

在每年除夕的“春晚”里,总会有以乡村与城市冲突的小品或者相声,其间也多会是讽刺居住在混凝土里城里人如何自私与不近人情,再对比一下乡下人的朴实与勤劳,这基本已经形成一个套路了。或多或少,里面多少都夹杂了我们对“混凝土”畏惧,以及对乡土的留恋。中国是一个好古的国家,总是喜欢提自己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希望把自己最现代化的一面展示给外人,以高楼大厦为标榜吹嘘的对象。在转型的时代里,“依依不舍”与“心存敬意”这两种情感不断交杂。

从乡土到混凝土的转换,很多因素都起了推手的作用,当然阻碍这一过程的因素也不在少数。内忧外患自然是最早的动力,内忧外患甚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赛先生”与“德先生”相继被从西方请来,但奈何乡土社会的惯性太大,有一些改变,但毕竟没能使“混凝土”深入人心。

真正终结乡土的,是我们不问姓资姓社的“市场经济”,贺雪峰老师说:

市场经济不仅从价值上淘空了传统,而且市场经济将村庄本身破坏掉了:村庄中的人财物资源都转移进入了城市,农村越来越破败和萧条了。不仅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使村民面对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普世的价值观代替了特殊的价值观,地方性的制度无力惩罚那些不再守规矩的人们。广告制造出来的金钱第一的文化使所有道德说教变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况下,就不仅是如宗族宗教等传统组织,而且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农民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也迅速减少,农民的原子化状况迅速显现,农民合作能力迅速降低。

(六)混凝土的将来完成时

如果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由乡土到混凝土的转型,那确实是言过其实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愈来愈多的混凝土建筑,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国际化。但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对“全盘西化”一词有着莫名的恐惧,总是害怕我们会把老祖宗的遗产糟蹋的一无所有。实际上,除了汉字以外(还被简化过了),绝大多数东西都能与西方挂上钩,对于“全盘西化”的恐惧,只是单纯的名词恐惧罢了,如果换成“国际化”或者“全球化”这样的词汇,大概听起来就顺耳多了。

从乡土到混凝土,是一个漫长而又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地质运动一样,威力巨大,不可避免,时间漫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抓住时代的脉络,紧跟时代,再幸运一点,还可以对时代推波助澜一下。

从乡土到混凝土,这是中国正在走的路,毫无疑问,混凝土都绝对不是终点,但若我们想走向远方,至少要先到达这一站。

2月 152010
 

法律来自西方。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再或者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法系,概莫能外。尽管我们会争辩说:中国也有曾像《唐律疏议》或者《大清律例》这样的律法。但别忘了,自清末修律开始,传统的法律被我们扔的干干净净。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视角挪向西方,而我也曾激进得认为,法学院应该抛弃中国法制史的课程,或是仅从清末修律开始讲起,足矣。

西方法律滥觞于何处?这是一个关乎本质的问题,会牵扯出更多难以回答的疑问,比如:为何仅在西方产生?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西方的法律?法律为何可以对抗王权?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一书就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无论是否正确,伯尔曼都给出了一些理由。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要么接受这些答案,要么发现更好的答案。”

我对西方法律印象最深之处,要数法律之下的王权了,柯克就曾对国王引用过布莱克斯通的话:“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国王在法律之下。”而中国,哪怕是最纯粹的法家,“国王”也是在法律之上的,“法”与“礼”只是“国王”统治的工具,鲜能对“国王”有约束力。东西方摇摆于法律上下的国王,清楚地展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没有统治者喜欢被约束,除非是迫不得已,国王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能够让国王被迫放弃一部分权力,只能是国王遭遇了劲敌。中国的大一统为人民所津津乐道,而我们忽视了欧洲的大一统,不同于中国,而是在宗教信仰上的大一统。罗马崩溃以后,世俗力量涣散给了宗教广阔的空间,基督教在欧洲的广泛的传播,以至于形成自己的势力,可以与国王们分庭抗礼,到以后的十字军东征更是加强了宗教的力量。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西欧法律塑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把中国法制发展缓慢归咎于没有基督教信仰,这些人忽视了在西方法律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只是原因之一。

无论是罗马法的复兴,还是城市法的出现,再或者封建法和海商法的存在,抑或只是庄园法的痕迹都影响到了欧洲的法律。欧洲法律起源于众多因素,每个因素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交叉,会重合,会碰撞,会被淘汰,最后,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律。

罗马法的复兴带来了私法的概念,完善的民事规则为学者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城市法通过委任状这种契约,为市民们争取到了权利与自由;封建法则给英格兰带去了《大宪章》;商法,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由商法来保障。以上种种,在不断的碰撞模式中,才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欧洲法律,把欧洲法律归结于单一原因产生,无疑是狭隘的。

我们与其羡慕欧陆土壤上结出的法律之树的茂盛,不如仔细对比分析一下欧陆土壤与我中华土壤有何区别。就像那句古话说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有,别忘了,Ex Oriente Lux(光明来自东方)。

2月 032010
 

但凡在中国大陆地区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上点儿心,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会陌生,至少都听过这个名词。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其特定规律的,marx 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看上去不错,但伯尔曼就不太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法律与革命》中写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身缠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因此,他误解了新教革命,并完全忽略了教皇革命。而且,马克思直接从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中推断人类的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如西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这样一些中间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不知不觉地把西方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

从当代来讲,欧洲文化确实是主流文化,哪怕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如果仅靠欧洲就去推断世界历史,与其说是一叶知秋,不如说是一叶障目。当然,在19世纪的马克思也不太可能在资料占有上现在这么充沛,这么全球化。

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动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看作是阶级斗争动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封建主义的概念对这种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出发点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冲突,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从这种冲突中注定要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从逻辑上看没有瑕疵的推断放到历史中去审视,可能就没那么靠谱了,其实想想,我以前写的那篇《文明的轨迹》,也是在从逻辑上主观臆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也与我对欧洲史不了解有关。

……,不幸的是,“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存在。这留下了一个约3或4个世纪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即欧洲的专制君主制发展了起来。

“独尊老马”的历史思维显然是不靠谱的,历史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灵活得多,当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夹杂进去更是如此。

他(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这样的法则——例如,一下这项法则:每个社会中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关系,这些阶级关系转过来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发展。……。说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和思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不把这些水乳交融般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活方面分成“原因”项和“结果”项,是更准确和更有益的。……。不过,真实情况似乎是,在某时某地经济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政治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宗教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法律的因素较为重要,如此等等。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则是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马克思没有垄断全部真理,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当把头脑中历经数年才建立的大厦彻底推翻,重新来建,一定是一次有趣的体验。马克思和他的理论不再垄断大楼的设计建造,而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砖一瓦,相信这样的大楼才会更加坚固耐用。

1月 142010
 

讨论中国互联网的监管,很容易习惯性地陷入一种惯性思维中去——先义愤填膺的去声讨封杀行为,然后再谴责、谩骂或者调侃一下那堵墙,大抵都是这个套路。很少有人去深入的分析一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为这种过滤张目,而是更好地理解这种过滤行为的动机,所谓知己知彼。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看到作者李永刚对这一命题做了尽可能深入的分析。

过滤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了,强大的网络过滤与花样不断翻新的越墙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网的人可以依据是否会翻墙被分为墙内人与墙外人,墙外人在面对墙内人的时候是颇有优越感的。苏力老师说中国是一座学术富矿,此言不虚,关于互联网亦然,在那些言论禁忌之外,依旧有着大量的素材可供讨论。

网络审查的原因无外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所迫,我们的总设计师强调稳定,是因为其切身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灾难后的反思,在那些动荡之后,80年代总设计师把高举稳定大旗无疑是睿智的。但时代总会发展,不是说稳定不重要,稳定当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达到稳定?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已经让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流动性之中,真正摧毁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就是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再奢求曾经的那种静态的稳定,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了,动态的平衡比静态的稳定更难能可贵,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稳定。对于总设计师来说,稳定也只不过是手段,改革与开放才是目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人,但内心却还有些虚弱,很难经受半点的批评与非议,其实大可不必。中国应该对自己以及它人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人们会有足够的心智与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步入成年的人,填鸭式的灌输只能让人厌倦,人们更倾向于那些睿智的,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更喜欢去从反面,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

无论是网络实名制,或者是网络审查,还是网络扫黄,我都宁愿相信这些行政策的初衷都是怀着最大的善意,但子曾经曰过:“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听说得如何,更不能看想的如何,而是要以行动来判断,由这些行动的结果来判断。很残酷,但就是这样。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同时苍蝇也进来了。”苍蝇,不是我们紧闭门窗的借口。确实,为了防止苍蝇,装上纱窗是一个好主意,但纱窗不要密得像一堵墙一般才好。

12月 272009
 

岁末年终,免不了对即将过去的一年总结梳理一番,在去年也是如此, 一篇《这一年,这些书》总结了2008年我的阅读。最初读书,只不过是因为知识匮乏而产生的自卑感,虽然现在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但好在偶尔还能有些小小的优越感。

阅读已俨然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的习惯,通过阅读,可以超越所处的生活,去获取到一张更为广阔,更为精彩的世界的通行证。尽管使用互联网也可以提供一张类似的通行证,但不同于阅读,上网得到那种通行证更像是走马观花,四处合影的跟团旅游,不如阅读那般深刻,自然也不用那么辛苦。按照福尔摩斯(Holmes)的话说:“你只是看了,但没有观察。”

小说一向都得不到我的青睐,在2009年也不例外,读过的小说屈指可数,但读过的那些都算值得一读。每年除夕夜我都有看小说的习惯(静音的春晚,手捧小说),从07年的《一九八四》,到08年的《基地》,09年则轮到了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四卷,未完结),第一卷就被干掉的主角,以及无数的伏笔,总是峰回路转的情节,还有一个能够媲美《指环王》的奇幻世界,太精彩了,只是希望此书可以顺利写完。再有读的小说就是孙皓辉老师的《大秦帝国》(六卷),我在博客里已多次提过,读后感一篇:《秦!秦!秦!》。

因为兴趣所在,09年也看了不少关于互联网的书,主要是些网络法,网络社会学,网络传播学,网络人类学的书和论文,虽算不上深入,但应该也算入门。《众声喧哗》,《链接》,《信息乌托邦》,《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万维网定律》,《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等诸如此类,每本书都会给我或多或少的启发。互联网的作用从来都只是被低估了,尤其是对社会的改变,塑造能力这方面。通过阅读,我会一步一步把我的本科专业(网络工程)与我的硕士专业(法律)相结合,看看会有何新发现,博客里面记录的,是我的一些想法,在必要的时候会写成论文。

我的另一兴趣自然就是历史了,像我以前说过的,我对帝王将相们的私生活兴趣不大,更关心的是文明史。东西方因何不同,根源何在?不同文明的轨迹会如何相交?是个问题。不同的书中,给了只言片语的答案,我需要做的,是把碎片拼接起来,就像海盗的藏宝图一样。藏宝图可以帮我们找到宝藏,而我的爱好则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文明的来龙去脉。《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算是一本颇有帮助的书了,读后感一篇:《哪里来的光线》。以及《黄土与青铜》和《倾覆与再建》这两本关于中国历史的入门书也启发到我,读后感一篇:《“四大发明”与鸦片》。

剩下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各个领域都有,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建筑规划学等“乱七八糟”的领域,我一直相信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关于创见的两个定律:

定律一:一个人必须拥有很多各方面地资讯,也就必须博学,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定律二:一个人必须善于组合资讯,并且能够分析各种组合的意义,也就是必须足够聪明,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所以,广泛阅读是迸发灵感的前提之一,当然了,不仅仅指阅读,更是在说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这也是我读各个领域的书籍的原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是哪一条,都还差得远。

2010年,会读哪些书?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