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252015
 

本来就知道大宪章要来巡展,也听闻了些新闻,说是在上海计划到上海中心内的观复博物馆展出。只是展期临近,反而没了消息,我也就将此事抛到了脑后。而早上上自习时收到友人提醒,说今天大宪章在上海展出,这才恍然大悟,匆匆在微信上报名。好在赶上了末班车,预约到了晚上参观。

展览地点在嘉地大厦的英国中心,坐地铁倒是很快就到了。向公众开放时间只有一天,所以也算是赶了个晚集。 Continue reading »

12月 172010
 

当年严复在英国学习海军的时候,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常去法庭旁听审批。听了些时日以后,若有所思,后来在翻译《法意》(现在翻译为“论法的精神”)时在按语里写道:“独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驻英公使郭嵩焘)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

我没有机会去看看严复先生所见的18世纪的英国法庭,甚至暂时也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去听听不同法域的庭审,只能委曲求全,通过文艺作品中的法庭戏来窥见一斑。我从《丹诺自传》(律师丹诺)中望了一眼20世纪初的美国司法,在《波士顿法律》(再见,Boston Legal)、《傲骨贤妻》(Good Wife)中瞭到了当代的美国法律,甚至还从张思之先生《我的辩词与梦想》与江平先生的《沉浮与枯荣》看到了“他们”的法律。现在,通过《加罗律师》(Garrow’s law),得以一见严复先生所见过的英国法律。

威廉·加罗(William Garrow),英国出庭律师,后来做过议员、检察总长和法官,更重要的,他还是“无罪推定”的发明者,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法庭抗辩制度的发展。哪怕是中国司法,也从加罗那里或多或少的继承了些遗产,用“犯罪嫌疑人”与“被告”取代了“犯罪人”这样的称谓。

我不清楚那时英国司法的状况,但从影片中看来,那时的英国律师,不被允许看起诉状,不能摘抄对辩护律师不利的誓词,出庭律师不得去监狱探访当事人,在法庭上不得做开庭陈述与总结陈词,不允许直接对陪审团讲话,辩护律师可以传召证人,但证人不一定会出庭。按照剧中的原话:“不是不允许辩护律师作全面辩护,而是压根不允许他们赢官司。”

而加罗所做的,是试图将法官主导的审判模式,转换为律师主导,就像现代英美法庭制度。“个人的辩护与整个国家的力量在抗争,被告的权益与原告的权益是相反的。”律师对国家的重要性早已被论证的不厌其烦,要不中国也不会急于在律师事务所建立党支部

剧中的案例,也让我不自觉的联想,就第二季来说,依次是贩奴、同性恋、反贪腐和离婚。当然不排除编剧拿现代题材做文章的可能性。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感慨“看了《律师加罗》第一季……现在我们还在努力实现英国200年前实现的东西。悲剧啊……”

200年前,正是英国称霸之时,扩张依然在无休止的进行,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的问题和造成的问题一样多。无论是从这部《加罗律师》还是以前看的《奇异恩典》,都展示出了制度的力量,在法庭与议会,改革的力量在一开始都是星星之火,但总会最终燎原,更可贵的是,还不把草场烧个精光。而陪审团,则用于避免法官的独断专行,尽管现在英国不用了。

但对于加罗这么一位伟大的法律人,法学界却长期将其遗忘,直到1991年才有了篇”Garrow for the Defence”发表在期刊上,而2009年BBC拍的这部电视剧才让更多人得以认识加罗为“正义”做出贡献。最后呢,希望有第三季吧,哪怕最少也等要一年。

update,延伸阅读:推荐rosemary同学写的“‘加罗律师’的一些解读”(一)(二)(三)

4月 162010
 

1793年,牛年,乾隆皇帝八十二岁,也是他执掌大权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一年世界算不上太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路易十六惨遭处决,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这一年为背景。magaerni 更重要的,在这一年西方同中国有了正式接触,乾隆皇帝接见了英人马戛尔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

11月 032008
 

书接上回:文明的轨迹

中国的思想繁荣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以及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同时产生。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创新: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水平的提高,以及铁器开始得到运用,使得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各地方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诸多文明从此开始分道扬镳,即使是在当代,当时的余波依旧可以感觉的到。

孔子面对如此动荡的社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大河文明的特点,提出了以家庭为基本结构的社会模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尽管在当时思想界确实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最终被历史选择的思想正是儒家的这一套伦理道德。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对于希腊的先贤们来说,自然也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如此变革。希腊人靠贸易维持繁荣,在贸易中,至少会牵扯到三个概念:交易的主体(参与交易的人),交易的客体(东西),以及双方的债务关系。贸易越发达,以上三个关系就越复杂,而这三个关系正是民法的基础

而 在中国,按照梁慧星的话说:统治者根据自身农业社会的特点,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被限制 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市场经济不发达,且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无从产生,所以根本就不具备民法产生和发展基本条件。

民法作为私法,不同于其他法律,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主,而其中自然也包括土地,而民法则是保护这些财产的最好武器,尤其是民法发达到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步。理查德·派普斯的《财产与自由》一书中如是说:由于土地私有权的不可侵犯,反而国王必须请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 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交税一直是一个头疼的事。早期王室出卖土地得到相当的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让国会自定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

最早的宪政起源于英国,英国的贵族们因为拥有对土 地的所有权,所以手中有和国外谈判的筹码,不像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主教、贵族,骑士们在自己的领土内直接经营,也可以继续 分封,形成新的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封主和封臣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尽管他们地位不平等,一种法律合同关系还是形成了。即使是国王也不以违背合同的方 式,命令封臣绝对服从,一旦和国王发生冲突,英国贵族总是试图用法律高于国王的理论来限制王权。

由此,宪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此后,不断的有思想家,法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开始了对于宪政理论的阐述实践,多数都是以英人为师,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受到英人的启发,到麦迪逊、汉密尔顿、杰弗逊,华盛顿的身体力行,再到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李鸿章,袁世凯开始自强变法,宪政开始走向 全世界,为人类所接受。同时,人类的生产力已经突飞猛进,地理环境的影响早已是与日俱减,但当年,地理环境对人类打下的烙印依旧是挥之不去。

尽管东方与西方早已分道扬镳,但双方的轨迹并非是不会相交的平行线。鸦片战争让这两条轨迹彻底的相交在了一起,西风在那时起开始压倒东风,随后,双方开始 融合,一面“国际化”,参考洋人的经验,一面“本土化”,在故纸堆里寻找解答,就这样,才有了当代之中国,而以后,大抵也会沿着这条轨迹继续走下去吧。

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文明发展到今天绝对不是受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的影响,而是一系列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在不同时期,决定了文明的走向,探寻文明的轨迹是艰 难的,尤其是要在诸多复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而我抽的这根丝,就是地理环境,而在抽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疏漏,甚至是完全的误区,走到了岔道上去, 文明的轨迹更有可能并非是按照我思考的这条轨迹再走,我所做的,只是把我思考的记录下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