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272017
 

一直都知道商鞅方升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之前去过几次上博,包括看各种特展,一直都没有看到过这件“商鞅方升”,甚至我专门找这件文物也没有找到。看到这次“鸿古余音”特展专门展出了商鞅方升,所以专程前往。

商鞅方升曾被命名为“商鞅量”,是在文革期间龚旭人被抄家后,造反派将该文物拿到上海博物馆鉴定时被发现,之前只有拓片流传。龚旭人后因方升被抄走悲痛欲绝而离世,文革后,按政策将方升归还,不过龚旭人的家人将方升捐给上海博物馆。商鞅方升是秦孝公时期大良造商鞅(太有名了,其实根本就不用这样介绍)颁布的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寸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属于首批禁止出境文物,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堪称顶尖。

方升左壁刻: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上面另有秦始皇时期的铭文,因此,商鞅方升是不仅是商鞅统一度量衡的见证,更是秦统一中国的见证。

4月 132015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皇帝所营造的宫殿。阿房宫遗址就在西安市内,大概是在现在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之内。阿房宫遗址算不上旅游景点,因为这里除了土堆以外什么都没有,甚至是不看地图导航根本就找不到这里。

我父亲早年间在三桥镇下乡,距离阿房宫遗址不远,据他回忆阿房宫遗址就是一个高高的土堆,就是当年宫殿的夯土。

虽然算不上景区,但阿房宫遗址是谈不上有什么保护,随处可见垃圾乱扔。 Continue reading »

11月 222013
 

胡亥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排名倒是的皇帝之一,以葬送秦朝而闻名,虽然他只是一个傀儡。大厦已倾倒两千余年,少有人再去回忆那段往事。在帝国末年,胡亥被赵高毒死,葬于现西安曲江一带,清代在曲江附件修缮了胡亥墓,以示惊醒后人。

秦二世皇帝陵,胡亥还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帝了。胡亥陵附近已满是楼盘了,因为在曲江,自然价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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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72010
 

说起来,即便常常路过,万邦书城我也并不常去, 光顾频繁程度也远不如汉唐这等大书店或是购买专业书籍的中法图,也只是在最近几周才开始频繁造访。因为万邦搞了个颇为有趣的读书会,通常就某本或某几本书的话题展开讨论,或者说辩论,其中要求立场鲜明,拒绝骑墙。前几天就“秦朝功过”讨论了一番,原本我的预设立场是为秦朝说话,但眼看反秦人数稀少,就临时变换阵营,去“诋毁”大秦了。

无意在此重复现场讨论的观点,只是把个人从正反两面的思考呈现于此,算是抛砖引玉,以卵击石了。

如果要叙述秦的功绩,最显赫的自然就是统一中国,把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做过详细计算,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是要长于统一的时间,但“一统天下”是每个当权者的目标,而这种四海归一的观念就是自始皇帝起。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马同轴”都是大一统所必须的,都是中央集权这种模式下理所当然会实行的。

我们谈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最根本的力量就源自于它的制度,同样也应该如此看待秦朝。自秦朝起,“废封建,设郡县”,地方官员对皇帝直接负责,成为了以后每一朝代的基本制度,以后历朝历代,都未能跳出始皇帝画的这个圈,最多是进行些修补。一套制度,被延用了数千年。如果说秦朝制造了一艘战舰,那么这张战舰的图纸,则一直被后世造船的模本。宏观上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秦奠定了基础。

但这也并不意味秦朝无可指责,抛开“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之类的陈词滥调(因为后世各朝远比秦朝更变本加厉),也从宏观上把握,从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视角来审视秦朝,我就能看到:秦的统一,终结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年代。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在分裂的欧洲,马克思至少还可以去大英图书馆看书,哥伦布也至少还有西班牙的支持,应该的清教徒至少还有新大陆可以去,商人们至少还可以穿梭于教廷与世俗之间。但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只要你的观点非主流了,从长安到扬州都不会容得下你,或许只有扶桑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劝他做President的梁启超如是说,要求秦始皇对“百家争鸣”的终结负责显然只是以当代的视角审视秦朝,再疯狂的想法都我们无法要求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远见,那样不公平。

秦用商鞅而崛起,又二世而亡,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甚至,我都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摆脱了秦开创的那个时代。

附:一篇书读后感:《秦!秦!秦!》;一篇电视的观后感:《纠纠老秦,大风大风》。

10月 102009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黎叔

又到一年诺奖时,每逢此时,国内的媒体通常会有两种反应:假如是有华人拿了诺贝尔XX奖,则报刊杂志上一片欢天喜地,说什么“华人之光”啊这类荣誉统统加上去 ;假如哪次诺奖很“不幸”没华人的份,国内媒体则会对教育问题鬼哭狼嚎一番,再“痛定思痛”地反思一下教育问题,然后,就继续 “调戏小尼姑”去了。如此反复。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范围广一点,想象力丰富一点,拿奖最多的应该集中在这几个时代:春秋战国,希腊雅典,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指不定咱们嬴政还能拿一诺贝尔和平奖,对于其统一中国的行为以资奖励。以上是对均为天才辈出的时代,一个时代能够拥有天才,不光是天才的幸运,更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但遗憾的是,并非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可以容纳天才的存在的,甚至连人才都不能容忍,更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无论是出于嫉妒还是对于权威挑战的憎恨,或者是当权者一时头脑发热,天才们多少都会遭到排挤。咱老秦人的领袖嬴政就曾脑子一热,大笔一挥,书写了一道《逐客令》:“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妄图把在秦国的非秦人全部驱逐,按流行的话说,叫做“秦国是秦人的秦国”。然当时之秦国,尤其是商君变法后的秦国,已有大量各国士子、商人在此停留,做官、从军的外国人也不再少数,“逐客”无异于一次大清洗。但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叫李斯的楚国的客卿,写了一纸千古名篇——《谏逐客书》,当然他也是未来的秦朝丞相。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此文一出,嬴政立刻改弦更张,收回《逐客书》,成为了统一中国道路上一块重要基石。所以可以说,《谏逐客书》一文堪比千军万马。看看秦国的统一史,就会发现秦国每到关键时刻总能吸引优秀人才入秦,尤其嬴政统一时期,几乎囊括了中华大地全部优秀人才,而这些人才却鲜有产于秦国本土,无不是入秦为士。作为对比,反观魏国,大量人才流失,从商鞅(魏国小吏),到孙膑(曾入魏任职),再到乐毅,以至张仪,更不用说范睢、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孙浩晖老师语),错过多少机会,多少可能性。秦对于各路人才包容,为中国的一统铺平道路。

大争之世讲究对人才的重视,比起珠宝玉器,甚至较之军事实力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强大。每当中国错失诺奖之时,总有人会愤怒的说:诺奖是西方人的诺奖,因为对中国的歧视,某某年某个奖没给中国,某某年某个奖又给了反华的某某,如此套路。但很少去扳着手指头算算,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科学领域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成果?没有多少。

但又为何海外华人屡屡获奖?搞的好象一留洋,科研成果就会滚滚而来。媒体也总在感叹,为何我们培养不出诺奖得主,而梁文道则更深一层,为何我们不能引来诺奖得主,让外国科学家在我们的北大、清华拿到诺贝尔奖?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越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我们自称大国,但总渴望能够“梦回大唐”。而何时我朝才能有大国的风范,像秦国统一时一样,大唐兴盛时一样,不光是引来万国朝拜,更可以做到不问国籍,不问政治信仰,不问出身,引天下人才为我朝效力,若能实现,则复兴之梦指日可待矣。

当然,如果我们有能够足够宽容的话。胡适告诉我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