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052017
 

我的爷爷史剑青,生于1927年,如果还健在,今年该是有90岁高龄了。

春节假期在家收拾东西,翻出了爷爷当年许多文件。这些文件不只是冰冷残缺的纸张,而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辈子的工作、生活。纸张的背后,承载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毕竟,每个人都曾作为历史的一份子,参与、见证了历史车轮的滚动前行。

时间流逝,爷爷离我早已远去,爷爷他的事迹不会像那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样广为人知。我作为晚辈,我有义务记录下来爷爷的故事;我作为法律人,更有兴趣记录下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人的点滴。 Continue reading »

2月 232015
 

春节假期,在家中翻出来一本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在1954年3月编印的一本《司法工作手册》,毕竟我现在也算是法律从业者,勾起了我对那个时代法律的好奇。

我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律没有太多印象,我知道当时有一个废除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规定,还知道1954版的宪法及婚姻法。还有就是在一些劳动法的案件中,需要引用1950年代的一些规定,仅此而已。

《司法工作手册》不是公开发行的书籍,红色的封面上就写明了“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整本书使用繁体中文竖向排版。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对于现在的法律人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1951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设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制定,废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设置。而到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深圳与沈阳设立了两个巡回法庭。

像所有改革开放前以前的书一样,这本手册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语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主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

目录中,所有的法规被分为:总类、选举、惩治反革命、惩治贪污、国营厂矿、企业、私营企业、劳动、税务、土地、婚姻、房屋、债务、继承、民族政策、禁烟禁毒及其他等十四类。

在总类中,第一篇不是任何法律或规定,而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就是当时的宪法性文件。

长期以来我都有一种错觉认为在1978年以前只有《宪法》与《婚姻法》两部法律,但翻阅这本工作手册,发现当时的法律远不止这两部。当时至少还有《工会法》、《土地改革法》两部法律。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法》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而《土地改革法》是由政协会议提出草案,再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婚姻法》则是仅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施行。

另外,《人民日报》也是当时的法律渊源,其中收录的《作好人民调解工作,加强人民团结推动生产建设》出自1954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对某些反革命罪犯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出自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的信箱栏目。

我只是草草翻阅这本工作手册,难免挂一漏万。如果有机会对这里面的文件认真研究一番,或许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律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解现行法律的“前世今生”。

11月 192014
 

在1959年第11期的《人民司法》上,刊物发表一封我爷爷给该刊物写的读者来信《对文风的批评》。信中指出了刊物中某一篇文章中的抄袭问题。我爷爷在信中写到:“我认为,此风不可长,写文章必须老实。自己的观点同其他同志的观点相同 , 那是 允许的,但是,写文章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不应该变更别人文章的个别字和句, 整段内容不变的抄录。如果要抄引,也行,但要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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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俨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抄袭背后一定还有著作权法的问题。

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辑就做了到了道歉:“这个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编辑工作中的疏忽大意,粗技大叶 ,对王智同志写的文章没有逐章逐节地进行查对 , 致发生这种不应有的现象,另方面作者对待写作问题的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态度也要负重大的青任 。”对于当时的编辑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具有检测抄袭功能的系统需要到大约五十年后才能被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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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后来被指控抄袭王智同治还在《人民司法》1959年第12期发文反驳,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引用”不涉抄袭。结果到了《人民司法》1959年的第14期,王智同志所工作的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通讯组专门发文,要求王智同志“不要再狡辩了,应该认真的作出检讨,彻底地纠正错误”。

对于文章这种丑事还真是源远流长,万万没想到我爷爷竟然那么早就提过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我现在竟要每天与学术规范为伍,并且还以知识产权为业。想想这跨越了五十多年的时光,我还真的是有必要唏嘘不已一下了。

7月 092011
 

这已经到了1950年了,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爷爷他也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他进入了司法系统。在他眼里,社会上一切风气都是崭新的,积极向上的。他们的作为总是大义凛然,正气浩荡。

从他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好的时代。即使是现在,也总有人在缅怀那个时代,似乎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最好的范本,是现在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他眼中的西安,这是他眼中的新社会,他眼中的正义。

在这两年,爷爷他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年龄。他的想法或许可以代表部分当时的青年人,这也是一小扇窗户,让我看到他当年的所思所想。

1950年7月4日

今天是我参加革命的节日,在48年今天,我同二十余为同学由游击队同志带领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边区的,现在已整两年了,是的,是进步了,可是两年的进步,还至今未加入党,是要我在明年今天取消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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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062011
 

书接上回,经过在延大分校三个多月的政治训练,在1948年10月,爷爷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

对待这批远道而来的学生,延安方面也是给予了充分礼遇,延安大学“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见“林牧自传”)爷爷则被分配到了政治系的行政班。

在1949年1月,爷爷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会议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或许是学习些文件什么的,只留下了一本纪念册证明曾经与会经历。

1949年3月,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就业成为了爷爷当时的主要烦恼,当然那时他这种情况是没什么选择空间的。日记里记录道:“我的工作已经正式决定,不是专属科员就是县上科员,关于这个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院想参加政府的工作或野战军工作团。主要的以后要转到西安去,这样一来,我到西安去的愿望,依然遥遥欲坠了,心里有些不安。”

除了工作,入党的事也爷爷烦恼不已,尤其是在入党自传的书写上,要老实交代,勿有遗漏。“最近心情是不安的,忏悔自己,扪心自愧,为什么不坦白,不忠诚呢,我要很我的愚蠢,卖弄小聪明是不对的,任何时间都骗不过的。我要彻底检查自己。”入党的事情最终也没有下文,至少这次向党组织靠拢的尝试没有成功。

5月6日,爷爷从基层返回延安,“当时时局已很紧张,各机关忙于做接收准备工作”。倒也没这批青年学生什么事,过了一小段多的悠闲时光,每天逛街、看报。5月11日,爷爷被指定为西安城工部第三大队第二中队第三分队副队长,负责接收西安工作的相关事宜。

十四日由延安出发,人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心好像在跳,胜利……

在我们在二十日到达宜君时,就已经听到西安解放,同志们虽然高兴,但怀疑军队行动不会这样快。三原、郊区解放是相信的。动身到三原的凌晨,董政委把解放西安的正式消息颁布。在三原到处贴满了捷报“解放西安”……

二十四日下午,我们以胜利者的心情到达西安,想去年7月初讯由西安的出走是秘密害怕,而现在是大踏步的在人民的西安城走动了,西安城里的商民去年在都以稀奇的眼光注视我们。

进驻西安后,爷爷在西安市一区人民政府担任干部,但只做了不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在西北大学学习法律的经历,在1949年6月就被调到西安市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就这样,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