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132016
 

在年初的时候,我还在抱怨国内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法律科技行业的论坛(比如Legal Technology Forum/Legal Tech Asia/ABA TechShow/Legal Tech NY)。而事情的发展总是超出我的想象,没过几个月,律新社就和我们凯原法学院联合举办了“2016中国新兴法律服务产业高峰论坛”,让国内法律科技行业的企业们汇聚一堂。

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碰撞以外,法律科技行业的掌门人们纷纷大吐苦水,哀叹法律科技行业创业之艰难。

一、谁来买单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律科技创业就是耍流氓,没有任何一家法律科技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法治的光环普照四方(这种情怀最多是次要目的),目的一定是挣钱,让自己的投资有所回报。所谓几年不求回报,无非是无法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罢了。

互联网经济的盈利模式经常被戏称为“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即用户可能不是盈利的来源。在这里我无意去捋请在法律服务市场中谁是狗、谁是羊、谁是猪,但其中所涉及到的最终可能买单的群体屈指可数:

  • 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者的律师或律所 ;
  • 作为需求方的用户;
  • 第三方,主要包括政府、电信企业、银行等;

这也是目前新兴法律服务盈利的三种模式。由律师或律所为法律服务买单,实际上是源自于自身的需要,以华律网为例,其盈利大多来源于律师的会员费。律师通过缴纳会员费,获得在平台上更多的展示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案源,这样的模式非常类似于北大法宝。另外,像北大法宝、万律、威科先行这样数据库的一类重大买家就是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协会。

用户作为法律服务的需求方,理所当然应当付费,尤其是在律师们普遍抵制免费咨询的情况下。但是,用户目前通过法律服务平台付费的意愿恰恰也是最弱的。无论是撮合交易还是专业的解决方案,法律服务在用户的眼里似乎应当是免费的,至少是不应该收那么多钱。在我之前写的《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平台》一文中,法律电商在推荐律师时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让用户有机会能够合适的描述自己遇到的法律问题;(二)根据用户的描述推荐合适的律师。但这两点没有一个容易做的,前者依赖于面向用户良好的交互设计,而后者依赖于对律师的精准画像。

第三方付费的模式已经有了实践者,比如百事通的法宝网就是与政府、银行、电信机构进行合作,让用户可以及其低廉的价格获得法律服务。易法通也通过与建设银行开展合作,入驻建设银行的手机银行,希望借此导入大量的用户。这种通过第三方的模式或许是最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商业模式,第三方要么提供补贴要么导入流量。

二、低频与高频

在会议上,蒋勇律师等人不断提到法律服务是一种低频且高附加值的需求,并强调这是在线法律服务的难点。但低频与高附加值的特点并不为法律服务所独享,像房产、机动车交易也有着同样的特点,不过房产、机动车交易的平台发展水平、受资本关注的程度远胜于法律行业。因此,低频与高附加值并不应该成为法律科技行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借口。

而所谓法律服务低频,对于用户来说确实如此,一般人终其一生有意识地去接触法律服务的机会不算太多。但换个角度,律师同样需要法律服务,需要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检索、也需要合适的平台推介自己,找到匹配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对于来说是高频的,每天都存在。因此,才会有华律网借助律师对法律平台的需求获得利润。

律师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远不止于专业的数据库与平台,对于其他一些辅助类型的产品同样有着需求。比如为创业企业自动审议投资意向书审阅的简法帮。用户可以在简法帮的网站上上传投资人提供的投资意向书,网站会立即对其中的条款以批注的形式进行解释:

虽然简法帮还无法做到专业律师那样对文件进行有针对性的审议,但足以对法律文件中的条款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此项功能实际上就是律师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完全可以通过使用该服务来节省自己雇佣律师助理的成本,并在此之上对投资意向书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解读,以更有效率地为用户服务。

另外像推之,本身可以面向用户进行一些交通事故、劳动纠纷、婚姻家庭基础的咨询工作。用户根据情况,填写所面对的问题,推之会自动生成法律意见。推之关注的领域也是一般律师最容易被咨询的领域,律师同样可以使用该服务,并且省去自己查阅法条的时间。而且,这也是推之目前的发展方向,即与律师事务所合作,以解决律师事务所为这类咨询消耗太多资源的问题。

律师本身对法律的熟悉,对法律类的新产品使用起来会有事半功倍,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所以,律师本身对这样新兴的法律产品有着高频的使用需求,只不过这种高频的需求并没有伴随着高附加值。

三、竞争

这几年,雷军关于“风口与猪”的名言已经妇孺皆知,而法律服务行业始终都未能上天,这恐怕不能怪罪于风力不足,多少毫不靠谱的行业都已经在天上翱翔已久,而法律服务或许正是因为其厚重的历史与传统导致自己迟迟无法随风上天。历史与传统难以舍弃,或许改变自身的空气动力结构,优化自身模式才是上天揽月的唯一途径。

在未来,新兴法律服务行业的竞争会变得空前激烈。竞争的参加者并不只是来自于行业内部,更是有圈外人的参加。一旦新兴法律服务行业盈利模式变得清晰,资本将立刻裹挟着无比强大的技术杀入战斗。而来自法律行业以外的力量,所带来的改变可能才是决定性的,无论是萨斯金教授还是蒋勇律师都认为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技术可能会改变法律服务行业。

据说服务法律新兴产业是一个估值超过5000亿的大市场,但在找到开采工具之前,只能让这座金矿继续沉睡下去,传统的手工作坊模式远无法应付如此体量产业发展。

8月 242016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李益, 《江南曲》

一、法律人排斥新技术吗

长期以来,很多观点都认为法律人天性保守,所以对于新技术并不容易接纳。这种观点并不准确,或许法律人在许多方面确实保守,但对于能够提高自己生产力的技术,是绝不会拒绝接纳。

承蒙主办方的邀请,去北京参加了名为“法律人的明天——科技浪潮下的创新法律服务”的论坛,有幸听到了《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作者理查德·萨斯金教授的演讲。我提前一天到达北京,在展望“ 法律人的明天”之前,专门去最高院旁的中国法院博物馆回顾了一下历史。在博物馆里,展示了不同时期司法结构办案所用工具,其中设置了相当大的篇幅以展示法院近年来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曾经就听某个法官讲过,法院内部对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利用能力,远超过其他机构。姓公的法院对技术的态度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法律机构。

在律师界,像金杜、汉坤、君合、天同这样知名律所,都将触角伸向了互联网科技与法律结合的领域,试图抢占先机、引领风潮。另外,像上海东方公证处、广州仲裁委等法律相关机构都在与互联网结合、拓展业务的方面做的有声有色。

所以,法律人做为一个群体并不排斥使用新技术。但这个群体里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会对新技术持开放态度。很多新技术虽然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但是需要付出成本,需要花费时间学习技术的使用,需要花钱购买专业的服务。对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来说,时间与金钱都是弱项。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律师工作都非常辛苦,加班到深夜,周末忙于各种培训可以说是常态。而大多数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在不能获得直接收益的科技研发开支上趋于保守,不愿意投钱,哪怕是OA系统的使用都已经可以算作很重大的一步。

二、法律服务的门槛

法律服务行业向来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自身的门槛,这一门槛正是法律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在我国,法律职业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除了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外,还有被视为入场券的“天下第一考”——司法考试,而随着2017年考试资格的收紧门槛还会进一步被抬高。当然这样有助于法律行业专业化水准的提升,但是对于其他行业对法律行业的威胁一点都不会减少。 但是这一门槛已经有了被踏破的迹象。

萨斯金教授在论坛上就表示:会干掉律师行业不会是更强大的律师行业,而是像会计行业、出版机构、IT企业等其他行业。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所写到的:“The first thing we do, let’s kill all the lawyers”。法律服务的提供很有可能不再需要专业的律师才能提供,对于专业知识的整理和归纳有机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法律服务的队伍中来。

以滴滴、优步为代表的网约车彻底改变我国出行市场的格局,出租车行业一统出行市场的盛景不在。更厉害的是,资本的力量让背负“黑车”骂名的出行方式通过立法的形式升格为“网约车”。这实在是敲响了法律行业的警钟,说不定我们现在所不屑的“黑律师”在未来也能摇身一变成为“网约律师”或者是叫做“网络法律服务提供者”。

其实互联网对律师制度的改变已经到来,只是大家尚未留意。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这条法律实际上是断绝了法律服务平台直接找律师个人(个人律所除外)来提供法律服务的可能性。但现在各种法律电商平台层出不穷,完全绕开律师事务所而存在,律师直接通过法律电商平台提供合同审查、查询档案、出具律师函的法律服务。而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非律师会参与进来,这看上去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扩大了,这可能也是萨斯金教授所说的“范职业化”吧 。

三、腾讯律师事务所

我曾经笑谈,或许十年、二十年后中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会是腾讯律师事务所或者阿里律师事务所。我的理由很简单——这些IT巨头有着最强大的技术储备。而这些技术储备,都可以用于改变法律服务行业。

本次里约奥运会,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始使用机器人程序来撰写报道,比如《华盛顿邮报》、今日头条。而更早的时候腾讯、第一财经就已经将机器人程序用于财经新闻的的撰写。这种机器人程序在处理一些有着固定模式的资料收集、分析工作时有着天然的优势。比如对于新法的分析,各个律所都经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尤其喜欢对一些刚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介绍。新的法律法规通常语言规整,逻辑有据可循,完全可以利用机器人程序做到在新法刚一出台,就通过自动的分析程序对新法进行介绍,这样从时效性上对比人工写新闻稿会有着天然的优势,可以帮助使用者抢占新法介绍的先手。当然目前这只是设想而已,不过这已经是在当前科技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了。

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有两项内容尤其重要——数据与算法,恰巧这两项都是互联网巨头们的强项。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律师事务所并不缺少数据,因为稍有些年头的律师事务都会积累大量的案卷,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律所的案卷最多只能算是未被挖掘的金矿而已。案件办完,哪怕是全部扫描存储到服务器,在没有经过OCR处理以前(OCR处理后意味着对内容进行检索成为可能),都难以利用其中的价值。而OCR扫描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后续对于数据(根本算不上大数据)的归纳、整理才是数据价值的体现。互联网企业则恰恰相反,在经营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数据,在处理数据上也有天然的优势。而像腾讯、阿里、新浪这样的企业会积累大量的投诉、纠纷解决数据,我相信淘宝网一年内处理过的纠纷数量是远超于全国任何一家法院的。所以互联网巨头们也不会缺少法律方面的数据。

算法是进行计算的具体步骤。算法的厉害之处在于你不用每一次都重复发明轮子。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算法就是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流程,比如说天同律师事务所经典的41步标准化管理流程就是一种算法。这并不是一般律师的强项。如何把法律思维转化为算法,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但也并非完全无法触及,实习生、初级律师做的一些简单的法律工作完全可以由特定算法来实现,而且可以让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因为招募了太多的软件开发者,互联网企业在算法设计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萨斯金教授认为,法律服务行业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时,应从四个方面进行改变:

  • 要用具体法律条文实现服务标准化与规范化;
  • 将复杂的法律工作进行解剖,实现不同部分中的工作分配;
  • 将助理等工作外包,减少人工成本;
  •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法律服务系统化。

法律服务行业如果不能正视来自其他行业的冲击,主动迎接变革,那么其他行业在法律服务领域可能会率先完成上述四项改变,跟上法律服务行业新的浪潮,入侵法律行业。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总会有具有远见卓识的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服务机构,去与互联网机构合作,结合双方的优势。在行业变革中占据先手。

四、法律人的明天

按照萨斯金教授的观点,在面对新技术时,不妨试着抛弃法律人思维,以投资人的心态看待,或许会发现新的世界。法律人不必要因为自身职业保守的特点而对新技术的使用裹足不前。相反,有必要竭尽全力,拥抱各种新技术,并且对技术的发展保持高度的敏感。

新技术、新产品不只是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法律服务领域(所谓的“蓝海”)。要实现萨斯金教授所说的“蛙跳”式发展,在跳跃之前的锻炼非常重要,需要投入足够的资源进行人才储备、技术研发、技术整合,否则在蛙跳时会有让肌肉拉伤的风险,这就得不偿失了。

在科技领域,比尔盖茨认为我们总是高估在一年或者两年中所能够做到的,而低估五年或者十年中能够做到的。我也希望,能够在五年或十年后,回首今天时能够为我们法律技术的发展而大吃一惊。

11月 192015
 

通常来说,法律服务平台都会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考虑如何让用户获得更好的法律服务,更好地解决社会获取法律服务难的问题。为了增强用户的信心,平台通常会规定相应的付款、退款条件,比如承诺“不满意就退款”之类,百般照顾用户的利益。

但律师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员的利益同样不容忽视,平台上专业人员的水准直接会决定用户的满意程度,如果平台的规则对用户太过宽容同时又对律师太苛刻,可能会导致律师用脚投票。具备专业技能的律师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法律服务不同于其他服务——熟练“手艺人”之间所提供服务的差异不大,而不同律师所提供的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因此,一个合格的法律服务平台不止应在用户的角度考虑如何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也应该在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律师。

一、当然是案源

随着法律服务平台层出不穷,律师行业已经开始焦虑获取客户的渠道和入口被法律服务平台控制,也开始害怕法律服务的定价权被他人把持,届时律师就只能任“平台”宰割。但是,很多律师又寄希望于法律服务平台可以提供更多的案源,所以很多律师对于法律服务平台所抛过来的橄榄枝并不会拒绝。

但是,法律服务平台所能提供的案件未必就是律师们所期待的类型,平台所能提供的往往只是关于“家长里短”的“民一庭案件”,有部分平台可能还会专注提供一些初创企业的法律服务,从各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案件类型都算不上丰富,从已有的网上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法律服务的平台设计越是便于使用,所能提供的法律服务就越是基础。因为如果一个平台设计在手机上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那么问题也多会是用户随意想到的简单问题。相反,如果平台设计到需要用户正襟危坐,认真考虑以后再进行发问,这种流程上的设计会过滤掉一些“随意”的咨询。这对于法律服务平台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需要平台进行平衡取舍。

随意提出的简单的法律问题,也往往是语焉不详,简单描述自己的问题,律师们的回答也多是复制、粘贴法条并留下联系方式,要求用户细谈。这样的交流模式对于用户及律师来说都算不上高效,律师也不应该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此类工作,因为这是人工智能甚至是低成本的人力就可以归纳总结的事情。律师利用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应当超越检索法条的工作,这就需要平台去谨慎设计流程。

二、信任的来源

在线法律服务的平台(如在线提供商标注册或合同起草)为了保证自己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权威性,有时会宣传自己平台上服务人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比如“知呱呱”宣传自己所提供专利服务是由“资深专家团队”完成,“简法帮”宣传其合同制作是“源于顶尖律所专业律师团队的智慧结晶”,“法率网”的法律咨询服务据其宣传是由“自建全职专业法务团队”提供,不一而足。这些宣传的内容一旦出现夸大,那么就会构成虚假宣传,在这些网站上挂名的律师(代理人)也多会受到牵连。

信誉是法律服务平台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仅站在用户的角度如此,站在律师的角度更是如此。对于以律师推荐为主要业务的法律电商来说,不虚假宣传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帮助用户去信任律师。传统上,客户选择律师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 声名显赫
  • 能力卓越
  • 熟人介绍

律师向来都把互联网当作重要的宣传阵地,竭尽所能将自己的资料上传到网上。而在搜索引擎尚能统治互联网流量入口的时候,做好律师信息的搜索引擎优化就成为法律服务平台的一项重要工作,确保自己平台上律师的基本信息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被优先搜索到。

因为用户对律师的能力难以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借助于律师的头衔、学历、服饰等外在因素来判断。而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布,将律师个人信息与参与过的案件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推荐律师时的标准配备,尽管裁判文书远不能反映出律师的真实能力,但数据总是聊胜于无,裁判文书恰恰是律师可以拿出示人的工作成果之一。正如同IT行业流行的一句话:“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律师行业以后可能也会说:“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ase”。

三、更了解律师

熟人介绍也是律师们重要的案源之一,熟人会介绍自己认识的律师通常都是出于对该名律师的了解和信任,而法律服务平台所需要做的,就是比熟人更加了解律师。因此,法律服务平台不应只是律师的宣传板,更应该提供真实可信的律师信息。以法斗士为例,目前网站上可以提供的律师资料有:

  • 所处地区
  • 执业时间
  • 用户评价
  • 以往案例
  • 擅长领域
  • 不同类型案件的胜诉率
  • 司法经历
  • 任职律所
  • 律所职务
  • 教育背景
  • 同行推荐
  • 律师文集
  • 律师简介

这样的多维度信息可谓相当全面,当然前提是要保证这些信息是真实可信的,这需要平台采取避免律师造假的措施。如果只是单纯请律师来填写自己的执业信息,那么难免会有律师夸大自己的经历,这在传统律师行业中屡见不鲜。比如执业两年的律师号称自己是资深律师,普通高校本科的学历号称是名校硕士毕业,甚至是把夸张的胜诉率讲给客户。这样的行为不仅会导致平台的信誉下降,更会损害所有律师的生存环境。

实际上,平台甚至需要比律师本人更加了解自己,需要知道律师擅长案件的类型,了解律师的合理收费区间,并且推荐熟悉领域的案件给相应的律师。通过对已有的数据的分析来向律师有针对性地推荐案源,帮助律师选择合适的案件,更是帮助用户用户选择合适的律师。在这整个流程里,不同于大多数网络服务要“消灭”中介,法律服务平台恰恰是要创造一个中介平台,以降低律师与用户双方选择的成本,也消除双方都存在的不信任感。

在英国的律师制度中,设有专门的Barristers’ Clerk职位,若干名出庭律师会雇佣一名Clerk,Clerk负责向律师们介绍合适的案源,帮助律师制定职业规划(当然这只是Clerk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这些Clerk通过长期接触律师,了解不同律师的风格和擅长的领域,可以把合适的案件推荐给合适的律师。而对于推荐律师的法律服务平台来说,就应当充当Clerk的角色。平台通过数据和既往信息对律师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将合适的案件推荐给律师,以帮助律师的职业发展。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在法律服务的细分领域给出详细的职业建议,比如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该参加什么样的会议,标出潜在的客户在哪里。

四、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

目前,除了那些有律师事务所背景的法律服务平台,大多数法律服务平台都选择了与律师进行直接的合作。这会直接致律师于违反律师法及职业道德的风险之中。《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另外,如果律师绕开律师事务所与用户建立法律服务关系,就必然会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在管理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们不太可能会允许自己律所的律师拿着所里的招牌,私下收费提供法律服务,因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与“黑律师”无异。

对于平台来说,与律师个人合作所带来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包括税收、发票以及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否则如交通部对专车的管控一样,只要司法部下达一纸禁令,法律服务平台的发展就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从合规的角度来考虑,法律服务平台与律师事务所、而非律师来进行合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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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无讼阅读上的律师合作信息

当然,法律服务平台对于个人律所来说可能正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法律服务平台有机会帮助个人律所实现优势互补,让“散兵游勇”们有机会形成合力,打破个人律所的瓶颈。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甚至会成为法律服务的需求方,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律师去进行援助,比如在“无讼阅读”的“喊话”栏目中,就有不少律师寻求律师援助的需求。随着法律服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需求自然会与日俱增,而个人律所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之一。

五、平台的价值

法律服务平台如果只是以“提供案源”来吸引律师,那么这多少都没有意识到法律服务平台所具有的潜力。对于律师来说,平台不止可以提供案源,更可以帮助律师在法律职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平台没有道理不去挖掘、培养每一位律师的潜力与能力,并且竭尽所能为这些律师提供能够赖以生存的案件。随着法律服务价值的日益提升,优秀的律师资源一定是各方势力所争抢的对象,毕竟我们身处在一个“人才最贵”的时代。

10月 312015
 

通过法律服务平台,用户希望能够解决法律纠纷,预防法律风险。而法律服务平台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预先对用户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法律问题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法。对常见的格式性问题给予格式性的解决,对复杂问题推荐合适的律师解决。只有利用技术与数据,法律服务平台才有可能向用户提供合适的法律问题解决方案。

一、无从下手

伴随着“互联网+”、“共享经济”、“O2O”这样的概念的流行,法律服务行业并不是被遗忘的孤岛,越来越多的法律服务平台纷纷设立。目前来说,有专门提供知识产权的服务平台如“知果果”、“猪标局”等,也有为解决创业者或中小企业法律问题的“快法务”、“律狗”、“法海网”、“简法帮”等,更多的是如律师版淘宝的所谓“法律电商”,如“法斗士”、“法宝网”、“赢了网”、“易法通”、“律超人”等。

平台数量的暴增无论是对于整个法律服务行业还是用户来说都是好事,意味着用有更多的选择,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法律服务平台。

显然对于用户来说,所希望获得法律服务是可以快捷高效地解决法律纠纷,预防法律风险。而用户本身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去判断法律服务质量,平常也难以接触到法律服务的提供者,所以才会求助于法律服务平台。而律师也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拓展自己的案源。理论上,法律服务平台只需要做好用户与律师的对接工作,打破信息不对称的两难局面即可将这一巨大市场的潜力发掘出来。但是,截止到目前并没有哪一个法律服务平台能够说做好这一工作。

二、作为商品的法律服务

站在普通用户的立场,使用法律服务平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各种法律问题纷繁复杂,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有一些法律问题非专业律师进行诉讼到底不能解决,有一些法律问题可以靠律师函来解决,还有一些法律问题用户只想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不一而足。因为法律问题的复杂性,所以需要法律服务平台对用户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进行梳理,帮助用户去选择最合适的解决方案,这个工作其实也就是律师们最擅长的“分类讨论”。

对于大量简单咨询性质的问题,在网上只要多加浏览就不难发现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即多集中在交通事故、劳动纠纷、婚姻法规、人身伤害等方面。用户在网上进行这类咨询时所提的问题大多只是寥寥几句话,律师在回答时也是简单搬出法条,然后再留下电话号码。如果法律服务平台的目标只是搭建一个律师回答此类问题的平台,那么就存在浪费律师资源的嫌疑。对于这类有迹可循的简单咨询,完全可以无需依赖律师就提供出更好的法律解决方案,只要用点心思就能够设计出解决这些简单法律问题的模版来,可以让律师们不为这些咨询所累,集中精力提供更具附加价值的法律服务。

实际上,包括法律知识在内的专业技能正在被商品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发展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得以让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可以被技术取而代之,部分依靠专业技能所提供的“非标”专业服务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标准化的商品。而这种商品不仅是用户所需要的,更是法律服务平台的机会。

三、合适的律师

对于需要律师参与解决的法律问题,平台最关键的任务是为用户提供合适的律师,而这恰恰也是最困难的一项工作。法律问题就像疾病一样,只有找到了合适的科室才能够有机会对症下药,而法律服务行业中这种分工远算不上明确。更加困难的是律师能力的评价,这直接关系到律师的收费标准,一位合伙人与另一位合伙人所提供法律服务质量的区别,远超过特斯拉与奔驰所提供专车服务的区别。

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法律服务极度依赖当面交流,只有少部分的法律问题才有机会通过远程交流来解决,所以律师的执业范围极为有限,可以“全国包邮”的律师实在是难得一见。所以,平台所能提供的律师实际上是有限的,如果要有针对性地推荐律师则选择会更少。

所以,法律平台在推荐律师方面的工作,简而言之:

  1. 让用户有机会能够合适的描述自己遇到的法律问题;
  2. 根据用户的描述推荐合适的律师。

仅此而已,但又谈何容易。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平台上专业人员信息的真实性,比如说平台审查、拟定合同的人员是否有律师资格、代为进行专利申请的人员是否有专利代理人执业证。更可怕的是,法律电商参与信息造假的案例已经出现,绿狗网就因为其创始人学历造假而被北京海淀区工商局给予行政处罚。平台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关系到平台的信誉问题,而信誉才是法律服务平台这类远程服务最重要的本钱。

四、法律服务平台的未来

互联网+法律”是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趋势中,一定会有法律服务平台依靠技术优势与数据积累,向用户提供可靠的法律服务,改变我们获取法律服务的途径。依靠这些平台,获取法律服务也会越来越容易。

无论法律人是否喜欢,技术都在会改变法律服务行业,而且这次变革的程度会远胜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技术革命,如果已被敲响的警钟得不到重视,那么十年以后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很可能就是“腾讯律师事务所”或者“阿里律师事务所”了。

本文只是从用户的角度分析了法律服务平台的部分问题,下一篇文章我将从法律从业者的角度继续分享这个问题,算是未完待续、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