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 花间半壶酒
9月 232009
 

Ex Oriente Lux, Ex Occidente Lex
(光明来自东方,法律来自西方)

用了不到一天时间,lee 读完了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好长的名字:-)。这是一本二十年前的老书了,只是重新包装上市了一下,当然价格也提高了不少。因为不是那种时效性很强的书,所以仍然具有启发性。

本书实际上是在讨论经典无比的“李约瑟问题”,也就是本书的副标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实此问题我也写过一篇与之关联的《那些思想爆炸的时代》加以讨论,只是涉及不深,现在我还是稍微认真一点加以讨论吧。

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我们总对“四大发明”念念不忘,但我们扳着指头算算,其实大多数成就只能算是技术成就,鲜有科学成就,如果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话。我们总是不能够将技术上升为科学,而只能沉浸于“奇技淫巧”之中,形成不了完整的理论。我们只有那些依靠感觉和经验的“匠人”,缺少依靠精确理论支持的“科学家”。

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科技,我们挂在嘴边的例子就是砸到牛顿的苹果,和被瓦特瞅见的开水壶,但似乎是中国人不吃苹果,不烧开水一样,如此简单的解释万有引力的发现和蒸汽机的发明,忽视其成为伟大发明背后的大量科学技术支持,不是“别有用心”还能是什么?更何况,这两个故事的本身也有大大的疑点。

简单的说,“牛顿的伟大贡献并不是他指出了苹果下坠的原因,而是他指出了苹果和星球之间的相似性(汤普逊语)”。至于说瓦特的蒸汽机,是革命性的提高了原来低效的机器,使之可以被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种改进,甚至包括了真空理论,有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支持,并且不断升级。

儒家在汉朝过早的一统思想界使得科学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儒家不可能再吸收其他的思想,正如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下的欧洲没有可能接纳科学的存在。不同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给欧洲带去了变革的动力,使得希腊精神在欧洲复苏。同时,《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也为罗马法复兴铺平了道路,再加上其他条件,使得欧洲有能力突破教廷带来的禁锢。

但可惜中国,尽管本身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但政治上过早的大一统,使得中国不像西欧那样,总会有一个国家,可能去接纳外来的思想和科技,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转。历史其实并非没给过中国机会,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虽有徐光启的翻译,但也不足以给中华文明带来冲击。

文明的轨迹其实早已画好,甚至早在人类来的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大河文明的命运,需要的只是沿着它走下去,尽管地理环境的影响不断削弱,但在早期先哲时代的思想却注定了我们的前进方向。西方轨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打断,中国的轨迹在鸦片战争以后也被打断,现在,到了多轨并行的时代,哪个文明越能够吸收,或者说不排斥其他不同的思想,就越有可能领跑于文明竞赛。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领跑过,希腊雅典的学者们也领跑过,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领跑过,美国的大学教授们领跑过,只是下来,该谁领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