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42010
 

讨论中国互联网的监管,很容易习惯性地陷入一种惯性思维中去——先义愤填膺的去声讨封杀行为,然后再谴责、谩骂或者调侃一下那堵墙,大抵都是这个套路。很少有人去深入的分析一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为这种过滤张目,而是更好地理解这种过滤行为的动机,所谓知己知彼。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看到作者李永刚对这一命题做了尽可能深入的分析。

过滤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了,强大的网络过滤与花样不断翻新的越墙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网的人可以依据是否会翻墙被分为墙内人与墙外人,墙外人在面对墙内人的时候是颇有优越感的。苏力老师说中国是一座学术富矿,此言不虚,关于互联网亦然,在那些言论禁忌之外,依旧有着大量的素材可供讨论。

网络审查的原因无外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所迫,我们的总设计师强调稳定,是因为其切身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灾难后的反思,在那些动荡之后,80年代总设计师把高举稳定大旗无疑是睿智的。但时代总会发展,不是说稳定不重要,稳定当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达到稳定?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已经让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流动性之中,真正摧毁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就是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再奢求曾经的那种静态的稳定,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了,动态的平衡比静态的稳定更难能可贵,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稳定。对于总设计师来说,稳定也只不过是手段,改革与开放才是目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人,但内心却还有些虚弱,很难经受半点的批评与非议,其实大可不必。中国应该对自己以及它人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人们会有足够的心智与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步入成年的人,填鸭式的灌输只能让人厌倦,人们更倾向于那些睿智的,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更喜欢去从反面,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

无论是网络实名制,或者是网络审查,还是网络扫黄,我都宁愿相信这些行政策的初衷都是怀着最大的善意,但子曾经曰过:“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听说得如何,更不能看想的如何,而是要以行动来判断,由这些行动的结果来判断。很残酷,但就是这样。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同时苍蝇也进来了。”苍蝇,不是我们紧闭门窗的借口。确实,为了防止苍蝇,装上纱窗是一个好主意,但纱窗不要密得像一堵墙一般才好。

11月 182009
 

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一直以来,都很疑虑,我们的法律究竟是谁的法律,真的是我们的法律吗?翻看论文和教科书,满眼都是“欧风美雨”,全是别人的东西。不是说放眼世界有什么错误,但更重要的,“什么是你的贡献?”中国。毕竟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的国情,最后被法律所束缚的还是我们。当我们大力发展“拿来主义”之时,是否太过忽视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个过程?

对于“本土资源”,苏力老师曾经在演讲上对这个概念做过很广义的解释,就在我们的身边一部部法律里,在一个个案例中,而非来自于故纸堆老黄历,古代中国法律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影响着实有限。与其把中国法制史划入法学领域,不如放到历史学范畴或许更加合适。尽管苏力老师的有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对本土资源研究,确是不可忽视的。

而 “中国国情”,这也是一个几乎要被用烂的词,每当用到此词,大家都很自然的联想到降低服务,而与“中国国情”相对应的另一个词——“与国际接轨”,则多被用来解释涨价的理由。这两个词又几乎是中国法学的缩影,在司法改革或者是立法过程中,阻力和动力无外乎这个理由,再往大说即便是现代化进程也无外乎是这两个词语的博弈,大词博弈。

“中国国情”是什么?或者换个说法,中国是什么样的?前些天看了本《法律与人类学》,不算是旧书,一些学者论文组成的合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类学对于农村特别关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整本书里全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分析。当然我研究农村的重要性(要不我也不会如此喜欢费老的《乡土中国》),但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忽视城市,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崭新社会模式。农村的人口劳动力向城市里转移这是不争的事实,更不用谈城市价值观对于农村的“侵袭”,给农村带去影响,更给城市带来改变,研究来说二者本不该有偏废,但显而易见我们研究的重心更倾向于农村。如果农村代表了中国的过去,城市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乡土中国正在逐步变为混凝土中国。

对于中国的研究,不仅要知道我们来自何方,还应知道我们脚下的路通往何处,而且,手持路线图前行总比摸着石头前行靠谱的多。法律人整天高喊着要为“权利而斗争”,这样的话律师才有钱赚,法学院才能招到学生,法学教授们的书才卖的动,诸多好处,不一而足。只是我们的权利来自何处,李敖当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告诉台上台下的师生们,宪法才是我们的“权利清单”。

把宪法法律捧到如此高位,许多人肯定会不以为然,即便是对法律法律人来说,宪法也可能只意味着以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前的那个雕像。只是如果法律人都不把宪法法律当回事,那还有谁会在乎呢?以前就写过一篇《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法律》,在一五一十上被人讥讽幼稚,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法律当回事,更情愿去相信权力与金钱的力量。法律人的饭碗,眼见就要不保了,但另一方面,法律人摇身一变进入公务员队伍也是不错。

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我们的法律正式构建在我们的社会之上。在我们的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先有某一现象需要规制,才由国务院制定规制,过个若干年,再由人大或其常委会来立法。法律的修订也是一个道理,都是现行法律不能再满足社会需要,进而进行修订。鲜见有法律预习就制定好等着社会来被规制。

新月在一篇评论中问:法律不可能改变社会么?自然是可以的,无论政治课本反复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还是法理学课本讲的法律指引的作用。差不多都没错。如果可以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搬到这里,那就更好理解:法律如果想要改变社会,那就必须先适应社会。不能适应社会的法律,必将无人遵守,形同虚设,如何谈的上改变社会?哦,或许可以改变,只是让社会更加不尊重法律罢了。

我们的法律,并非只是由一些抽象的外来概念所构成,相反,我们法律的基本元素,是一行行枯燥的法律条文,而让法律有生命的,则是一个个冰冷的案例。我们是否对于马伯里诉麦迪逊这种案例太过重视,对于哈耶克的书读的太多了?此消彼长,进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忽视了我们的政策影响之下的法律模式。比如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代码》一书里面说“代码就是法律”,没错,可那是在美国,在中国应该是“政策就是代码”(过几天专门写篇网络法的论文)。

我们的法律不应限于无穷无尽的理论、口号、名词和“左右”之中。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