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212015
 

Jiwang-Temple

吃很重要,我一直都知道,而在我看完《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重要。“民以食为天”是我能想到的强调吃饭最贴切的名言了,但食物却远不止是“民之天”这么简单。千百年来我们将无数物种纳入我们的食谱,而这千百种食物也塑造了人类历史,甚至是改变了我们的基因。

人类出现之初,我们的食谱与其他杂食动物动物别无二致,人类懂得团队协作、会使用工具、开始使用火都会给饮食带来巨大的变化。团队协作与工具让人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可怕的猎手,基本上没有动物对抗成群结队使用工具的人类捕食者,而火的使用让不仅可以杀死食物中的寄生虫,并可以从加热过的食物中摄取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早期,农业相较于“采集-捕猎”模式并没有什么优势。“采集-捕猎”模式神祗在时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只需要定期搜集到足够的猎物就可以不用劳作,而农业要求长时间艰辛的劳动。所以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早期农民明显营养不良。14000年前,男性狩猎者的平均身高是175厘米,女性是165厘米。3000年前,采用农牧为生存方式后,南浔审稿的平均值降至160里面,女性平均身高为152厘米。寿命也从狩猎者的26岁降至农牧民的19岁。

而人类能够走出非洲,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跟随猎物不断进行浅析,直到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也都是狩猎者的贡献。

农业能够得到发展并且最终取代“采集-捕猎”的地位,一部分原因是农业生产所获得的谷类在干燥后可以长期存储,且富含热量,并且如果发酵就可以酿造成啤酒。另外,农业所带来的定居生存更有利于生育,因为游居必须要携带所有的东西,包括婴儿在内,当然不利于人类繁衍。农业取代“采集-捕猎”并非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农民战胜了猎人。

农业让悠闲丰富以狩猎为生的日子变得单调沉闷又辛苦,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工业革命才有所改观。而农业也成为所有政权不得不重视的问题,罗马人的小麦供应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战国时期的公孙鞅将农业与战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几乎都是与农业相关。农业一旦进入人类文明,就牢牢控制了我们的历史。

农业甚至还与宗教紧密缠绕在一起,尽管农业与宗教孰先孰后因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尚无定论,但是农业让定居从简单的保障变成了唯一选择,也给了宗教更多的发展空间。

神必须依赖来自人类的贡品才能生存——这个观念为这些文明所特有;无疑,这是因为对精英通知阶层的成员来说,它方便好用。他将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均正当化,并提供了暗示性警告:若无精英阶层的管理活动,世界将停止运转。农民、统治者和神祗彼此以来,以确保大家都能生存;如果其中任何一方背离了自己的制定角色,便将引发大灾难。然而,正如农民有为精英阶层提供食物的道德责任一样,精英阶层有义务照顾人民,维护其安全与健康。简言之,农民与其统治者之间(也延伸到他们与神明之间)有一种社会其余:如果我们供养你,你就必须供养我们。结果,以物质食物缴纳的税,和作为精神食粮的牲礼——两者都被宗教意识形态合理化——强化了社会和文化秩序。

高棉王国其实就是上述论证的典型例子,豪华的吴哥窟等一系列寺庙不仅承担了宗教的作用,也是国家的征税机关。农民们向神的进贡实际上就是向国王纳税,成为帝国基石。

当然,农业只是“吃”的开始。食物改变我们文明的历程远未就此结束,我们的贸易、疾病、文明皆因为饮食而改变。而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吃给我的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恐怕才刚刚开始,毕竟现在是一个以自称“吃货”为荣的时代。

4月 112012
 

近一年没看《读书》了,现在重拾此刊物,在2月刊上读到一篇李晓东的《古埃及传奇与历史大势》,颇有些意思。我试着总结一下书中观点:

这篇文章提到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但是因为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挑战,对生存危机的抗争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确实如此,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鲜有能力对抗大自然的残酷,任何风吹草动(洪水、干旱、疾病、严寒等)都可将一片区域内的人类文明完全抹杀。

面对如此情形,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生育。文章中提到这也是“女神崇拜”的起因,那个时期的雕塑多是女神题材。考古学似乎也在支持这一说法,早期文明中生殖崇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少见,在雕塑中,多是以夸大乳房或下体。甚至还有双性人这样的作品,比如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马家窑出土“裸体浮雕彩陶壶”,其中人物为双性人,制作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而母系氏族,可能也是这种崇拜的表现(没具体考究)。

裸体浮雕彩陶壶

而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来自繁殖的不断减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开始增加,人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带领部落发展,所以人类文明进入英雄时代,黄帝、炎帝即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顺便说一句,黄帝真正埋葬地并不在陕西黄帝陵,而是在河北,在古代某朝由于战争失利丢掉河北,故在陕西另建黄帝陵。所以虽然陕西的黄帝陵没有黄帝尸骨,但却受到历朝的认可。

“历史没有停留,人类继续发展”。部落开始演化为国家,国家间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只有在屈服,或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时文明的主旋律是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在那时通常是指人口、耕地、战争等内容。能够协调好这些因素的国家便是文明的主宰,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以上各方面超越其余六国,进而同一中国。在《商君书》里,只围绕两点:耕/战。便是如此。

下面是一些我的废话: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甚至从未放慢。而其中大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我没兴趣谈现在的历史大势为何物。可是当你李鸿章、李中堂为了督促清廷改革,就曾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亦然。

11月 132011
 

What Technology Wants

前几天凤凰卫视某连线节目采访江平,问他关于“小悦悦”事件的立法建议,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法学界的泰斗并没有给立法执法方面提出太多意见,而是建议增加公共场合的摄像头。显然,如果不是摄像头记录下“十八铜人”令人发指的冷漠,一个被因交通事故被碾压的儿童根本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以至于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置于视频中,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更不用提摄像头对于找到肇事者的作用,以及对整个违法行为的威慑。一个摄像头,可能比若干部法律加起来都更加有用。

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从历史书中学到中国“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因为这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可以再顺便赞颂一下我们古代勤劳而又智慧的祖先。这都没错,这四项发明确实是现代化的钥匙,但使用这把钥匙的却不是发明它们的人。就像What Technology Wants中说的一样,某项发明的发明者往往意识不到这项发明的潜力。在合适的环境下,技术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作者Kevin Kelly(他个人网站域名太赞了)提出了技术界(Technium)这个概念,将技术视为一个整体,是一种生命,有着自己的思想,前进方向,甚至就像是一种生物,会进化。这种观点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技术视为人的延伸更进了一步。

古尔德在其《生命的壮阔》中讲过:生命进化的方向,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种想象只是错觉,将人类视为进化的终端。进化的方向是适应环境,与最为复杂的人类相比,最简单的病毒、或者细菌也是进化历程中的赢家,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许多方面都强于人类,哪怕是进化出了最为复杂的智慧,“人类只是生命之树的小枝桠”。技术也一样,有如AI般复杂也并非使技术的发展方向,许多简单的技术,比如车轮、碗、渔网,都很成功,而且不断被改进、发扬光大。所以,勿歧视简单技术,技术也并非越复杂越好。

总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当然一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技术所解决的问题远超过他所造成的问题。现代社会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生活条件远超于100年前最有权势之人所享受的生活,抗生素可以保证你的健康,飞机可以让你日行千里,电脑与互联网上的比100年前所有图书馆加起来都要强大。

如果非要说是双刃剑,那也是有利这一面更为锋利。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中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可供我们选择的职业与日俱增。胶片技术让希区柯克和斯皮尔伯格们的想象力肆意挥洒,信息技术让乔布斯和盖茨们的才智变成金钱。更具体一些,创造了你今天的工作岗位。

许多科技是充满争议的,比如转基因食品,尽管专家们信誓旦旦的保证转基因食品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但总有这样的逻辑:你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无害的,不知道它的风险,所以不要吃。逻辑学告诉我们,你要想证明转基因有害很容易,只要找到一个有害的案例就可以,但你要想证明其无害就困难了,你必须要穷尽所有已知和未知的情况,而且每种情况下都是无害的,才能证明其无害,这根本无法做到嘛。哦,对转基因的阴谋论就更不值一提了,大多是由谎言和谣言组成的。如果仅是因为尚未出现的潜在风险就裹足不前,那这就是因(可能)噎废食,最终失不偿得。

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就像进化一样,即使某一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技术停止进步,也总会有其他地区扛起发展技术的大旗,然后此地的技术会有如潮水一般向世界上其他地方涌去,扩散开来。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全世界受到热烈欢迎,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让人们趋之若鹜。当然曾经也有些东西阻碍了技术的传播,比如海洋,宽广的海洋让美洲和澳洲有如孤岛,在很长时间里远离欧亚大陆一波波的技术浪潮,直到远洋航海技术的出现,让海洋不再是天堑。即使是号称远离科技的阿米什人(Amish),也没有离得太远。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诱惑,先进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

很难找到其他什么东西比技术带来更多的好处。技术,本身就是一曲忠诚的赞歌,唱给每个人。

3月 162011
 

大明宫含元殿

自唐以后,长安(西安)便不曾是中国的首都,尽管后世历朝建都时总会将长安列为备选,但结果总会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西安人津津乐道于因为只差若干票而输给某某城市这类的野史。而且,据我所知,不止西安一个城市喜欢念叨这种话题。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康有为就在海外建议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这当然没有实现。即使是现在谈论迁都,人们也习惯于将西安提出来掂量一番。

似乎在西安建都意味着某种好运,意味着能够重现周、秦、汉、唐时的光荣与梦想。但遥远的荣光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几座佛塔,数个遗址,无数墓冢,以及那说不清的文化底蕴。相对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最适合西安的称号就是“废都”了——废弃了的首都。

都城迁离西安并不是什么风水之类的原因,而是切实利益使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秦制,商鞅变法强调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当然也包括地方权力,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结束先秦时期“封土地,建诸侯”的封建格局。如果说封建分封让诸侯们手中握有大权的话,那么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则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所处的首都也就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国资源,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等都不可避免的向首都集中,而对其后勤保障则是个大问题,随着各种资源来到首都的人总要丰衣足食。

满足粮草供给的方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么从远处调拨。对于长安来说,地处关中平原,自然也说的上是粮草充沛,但对于满足首都的供给,始终还是杯水车薪。即使是早如秦国也不能就地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郑国渠来发挥关中平原,另一方面也要仰仗栈道,从巴蜀地区运粮尽量。但这毕竟只是秦之一国。

到了汉,则是开凿白渠继续开发关中平原的潜力。当然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种选择是迁都,迁至粮食主产区看上去是不错的选择。但这样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秦汉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没错,就是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是对农业政权最大的威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是共同的威胁。这也是长期以来,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所谓“天子戍边”。

 

到了隋唐,边依然要戍,但粮食还是问题,关中平原的潜力早已殆尽,必须从外调粮。而从运输的角度来说,陆上运输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最方便途径就是走水路,成本低,运力大(水上运输的方便甚至是造就希腊文明的原因之一,参见《文明的轨迹》)。但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河流的流向是从西到东,而粮食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这意味着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满足首都庞大的胃口。在没有现成河流的情况下就只有开凿运河,要说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游览方便而开凿“大运河”那绝对是胡扯,大运河更重要的使命是为长安运粮。

即使是有运河,逆流而上仍是不变,尤其是经三门峡进陕一段,水流湍急,艰苦异常,直接导致成本陡增。这也是东都洛阳的以兴起的背后原因,去洛阳办公至少可以让漕运的距离减少大半。唐玄宗时期因漕运制度改革而让成本降低,得以让关中大富而洛阳萧条,这也成就了大唐最后的顶峰。

至宋,赵匡胤也动过建都西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战火让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早已“孔雀东南飞”。百年后,开封城无险可守,被金军长驱直入,让我不得不遥想一下当年秦军倚仗函谷关就能与六国周旋的场面。至南宋,便不得不直接将都城设在鱼米之乡了。

到明朝,汉人总算扬眉吐气,拿回燕云十六州,但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取代西安,北京成了这时的前线。天子依旧戍边,只是不在长安,运河依旧繁忙,只是终点不同。此时的西安,更多是作为西北门户存在,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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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2011
 

文明的进程 去年读过《文明的进程》,这里是一些笔记。其实这本书更有意思的是所谓现代礼仪制度的追根溯源,现代的礼貌,是因为18世纪的资本家们的自尊心作祟,从一小撮贵族那里发扬光大。进而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推行到全世界。,西方人。这里先不细讲了,有兴趣自己看去。 我主要关注的是更宏观的一些,是制度的演化过程以及更重要的演化原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轨迹。而此书所提供的,是从武器以及经济视角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如果要研究武器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或许还是的换一本书才行。

在中世纪的一些地区,货币经济逐渐发展,代替了自然经济。这对这个地区内一方为武士贵族的大多数,一方为国王或国君的两个方面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后果。地区货币流通量愈大,物价上涨就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收入更不是物价上涨的阶层,所有有着固定收入的人,都处于不利的地位,首先是那些从其田产中取得固定收益的风景主受到了伤害。

那些由于新的赚钱机会其收入得以提高的人却得益匪浅,某些市民集团属于这类人,首先国王也属于这类人。因为中央领主能在整个统治区内从任何收益中捞取一份,因而国王的收入随着货币的不断增加而水涨船高。

这种运行机制,就像通常那样,先是渐渐悄悄地运作着,直至后来才为有心人有意识地把握住;至于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将其提高为制定政策的原则则是后来的事。在此机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收入起先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中央领主的支配权之中,这是国王或国君逐步取得绝对化或专制行政的诸多先决条件之一。

经济学我懂得不多,货币流通量大导致通货膨胀?好像是这样的。但商人们才会是首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至于国王,要通过行政税收受到才能得到财富,当然更简单的方法是垄断某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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