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072016
 

对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是久仰大名,之前因为刚去完伊斯坦布尔抓紧读完了《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书中的各个地点历历在目,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墙让人唏嘘不已。而趁着国庆假期读完《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完全是因为这本从图书馆借的书到期了,不甘心没看完就还回去。

当然,这本书完全也是我以后去威尼斯旅行时的指南,把威尼斯正式列入了旅行清单(说的我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清单一样),至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威尼斯的背景知识。

一点读书的记录:

“利益与荣耀”是威尼斯殖民视野亘古不变的主线。威尼斯沿用了拜占庭的税收制度,管理则反映着威尼斯自身的形象。是欧洲第一次发展、扩张殖民的经验,用海上霸权维系各个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的福祉大体上漠不关心,高度中央集权,对殖民地经济剥削,是未来欧洲殖民活动的彩排。威尼斯一度主宰了世界贸易。

相对于土地,威尼斯人更加重视控制战略性航道的港口、商埠和海军基地。他们要求领地距离海岸线不超过及盈利,威尼斯人要的是控制航道。好让东方的货物进入威尼斯大运河。但威尼斯人没有兴趣让当地人接纳他们的理念。在威尼斯人控制的水道中,博斯布鲁斯海峡最重要的之一,连接地中海和黑海,博斯布鲁斯海峡是热那亚与威尼斯角逐的中心。1204年以前,意大利人被禁止进入黑海,1206年,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建立了贸易站。

14世纪开始,威尼斯发展处了海外贸易模式:贸易由集体组织,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目标是赢得经济战争,通过制海权,威尼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市场。14世纪开始,随着航海图、罗盘的发展,新的操舵系统船舶设计给威尼斯带来了新的机遇,船只无论季节都可以行驶于地中海。新型帆船也被制造出来,商用桨帆船在兵工厂制造,是国家财产,但通过拍卖承包给私人,让国家和人民都可以从商业活动里获益。

威尼斯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政府政策完全符合经济目标的国家,商人阶层和政治阶层没有隔阂。整个国家由企业间运行,权力有三大中心——执政官宫殿、里亚尔托和并观察,分别代表政府、贸易与军事所在地,由同一个统治集团管理。威尼斯人最先理解了商业规则:供求关系、消费者的选择、稳定货币、准时交货、理性的法律和税收。

威尼斯官员服务的条件明确界定。总督职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规定,随从人数、他们用来维持日常所需的仆人和马匹数量(不能多也不能少),用金钱精铁和他们的权力界限。总督被禁止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带家属赴任。执政官本人被严禁从外国人手里收受任何贵重礼物。威尼斯的宗旨是集体负责制,打开甘地亚财务室的房门虚掩三把钥匙,分别由三个不同的财务官保管。克里特岛公爵需要三名顾问的书面同意,才能批准一项决议。

威尼斯政府坚持不懈地与关于渎职行为做斗争;档案里到处都是谴责、问询、罚款、弹劾以及拷问犯人的命令。威尼斯本质上是世俗社会没有令其他民族皈依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天主教的政策。威尼斯对殖民地可以做到宽容仁慈,但京畿道压力无处不在,各殖民地是经济博学的对象,苛捐杂税不断,没有人能够逃避威尼斯对压榨。

威尼斯所有的决定、交易、贸易契约、遗嘱、法令和判词都被记载下来,共同组成国家的历史记忆。这些文件间整理国家的中央管理。殖民地的各级官员有很多机会体验威尼斯审计的严谨与无情。司法是耐心、铁面无私与冷酷无情的,没人能逃避审查,对公爵的审查与对铁匠的审查一样客观公正。检察官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圣马可广场的利亚尔托大钟固定了工作日模式,航运模式则由季节规律控制。威尼斯人认为可靠的交货时间非常重要,可以增加外国商人的信息,让威尼斯成为各国商人的最佳选择。威尼斯人以极强的逻辑运作着他们的体制,法官被要求尽可能透彻的确定作案动机,并且使用恐怖的刑讯来获取真相。从当时的标准来判断,威尼斯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司法相当公正。威尼斯人的世界观里,高利贷不是罪过,海盗行为才是,利润则是一种美德。威尼斯是一家合资企业,一切是为了经济利益,立法毫不动摇地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立法也不断调整。

达迦马1499年从印度绕行好望角返回欧洲,让威尼斯人目瞪口呆,被认为是他们听过最坏的消息。印度的香料可以从新航路直接到达里斯本,这条航路虽然面临更高的航海风险,但是无需面对叙利亚和苏丹的领土,没有层层关卡和课税。不仅是威尼斯,整个传统航路贸易网络都注定衰落,开罗、黑海、大马士革、贝鲁特、巴格达、黎凡特、君士坦丁堡都面临威胁,地中海被绕过。1502年,威尼斯人甚至打算挖一条地中海到红海的运河,为埃及提供财政支援,但埃及政府的衰落让计划无法实施。而葡萄牙在1511年政府马六甲,更是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威尼斯也开始更加重视工业,而不是航海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恋陆地,而非海洋。

威尼斯作为中央核心,使得欧洲与东方两个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东西半球之间输送商品,促进崭新的品味产生和选择概念的形成。威尼斯为日后英国与荷兰的殖民提供了榜样,但也提供了教训,供应链脆弱不堪,海权难以维系原有的殖民地。

1月 182010
 

众人皆知,中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自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以降, 对商业的打压,对农业的重视成为一种习惯。尽管后世不时得有各地的商人(浙商,晋商,陕商)不断崛起,但也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今日,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农业,我每年最重要的春节也是农业社会的节日,农业依旧是我们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中对于商人的鄙视,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自然是把“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小人画上了等号,更不用说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

其实不光是东方,在西方,商人也没有什么好口碑,在中世纪,商人们也被称为“泥腿子”(pieds poudreux),辛苦地穿梭于城镇之中,还要不时受到各位“高贵”的骑士们的欺负,更不用提遍布欧洲的关税。所以说,欧洲商人们的境况并不比中国好上多少,至少在中世纪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希腊有过的商业繁荣与莎士比亚笔下有过“威尼斯商人”,但无论何处的商人都是依靠低买高卖过活,看起来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商人们所能带来的,不光是所需要的货物,还有来自各地的“奇谈怪论”,商人的流动让信息也得以流动。相对于安分的农民,商人也是更难管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天生就会被土地所束缚,而能够束缚商人的只有利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以及中国,领主、教会与皇帝通过土地,牢牢地控制了人们,无论是封建还是集权,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统治者们都选择这种最稳定的形式,通过土地来控制人们。

尽管各地的商人们都不受人待见,但东西方商人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早早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到20世纪末商人们才有崛起的势头。商人阶级在西方不断的受到国王或者是教会的拉拢以对抗另外一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给了商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中国,世俗与宗教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哪里还会给你商人们一些空间。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成了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但随后战争的失利让欧洲丧失了对中东的控制权,进而导致了意大利地中海商人们失去对贸易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英国通过贸易与战争,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强权。

商人们的存在以及势力壮大,对法律需求与日俱增,不过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为以后罗马法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遗忘数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惊讶的发现罗马人早就把法律给商人们准备好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保护的法律,复杂的法律体系甚至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拥有财富,但商人们始终还是受到传统贵族们的鄙夷,而商人们为了抹平这种歧视,要么是把贵族拉下马来,要么是学习贵族礼仪,试图融入其中,或二者并行不悖。一些繁琐的礼仪开始从宫廷向市民蔓延,后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蔓延所以我们今天才习惯于握手而不是作揖,敬礼而不是磕头

当然,商人们的贪婪也把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带到了一起,才让我们有了这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也把中国带给了世界,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屈辱了一点。

而现在,电子商务的发达则把我们带入了“全民皆商”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是商人,按照弗里德曼的话说,现在可是全球化3.0了。或者,只有更高维度的生物才知道商人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