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052015
 

整理读书笔记,发现以前看《邓小平时代》时随手记下来的几点内容,贴到博客里面:

1,辛亥革命叫做“崩溃”或许更为恰当。

2,邓在向毛远新承认错误时有是原则的,为以后实事求是打下基础。

3,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

4,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为结束这些运动做出贡献。

5,在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但1987年的一号文件是与学生有关的。直到2004年开始一号文件才开始回归三农问题。

6月 052010
 

零九年《读书》第七期有一篇《“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借史华慈的文章提出了皇权为何兴盛于中国的问题,是谁在那里盖上了那块天花板?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对于天花板的构造做了些描述。schwartz 零九年《读书》第十一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虽是对赵瑞广一文的回应,但同样未给予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下中国的天花板未必不如西方的。

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君)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4月 162010
 

1793年,牛年,乾隆皇帝八十二岁,也是他执掌大权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一年世界算不上太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路易十六惨遭处决,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这一年为背景。magaerni 更重要的,在这一年西方同中国有了正式接触,乾隆皇帝接见了英人马戛尔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

1月 142010
 

讨论中国互联网的监管,很容易习惯性地陷入一种惯性思维中去——先义愤填膺的去声讨封杀行为,然后再谴责、谩骂或者调侃一下那堵墙,大抵都是这个套路。很少有人去深入的分析一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为这种过滤张目,而是更好地理解这种过滤行为的动机,所谓知己知彼。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看到作者李永刚对这一命题做了尽可能深入的分析。

过滤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了,强大的网络过滤与花样不断翻新的越墙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网的人可以依据是否会翻墙被分为墙内人与墙外人,墙外人在面对墙内人的时候是颇有优越感的。苏力老师说中国是一座学术富矿,此言不虚,关于互联网亦然,在那些言论禁忌之外,依旧有着大量的素材可供讨论。

网络审查的原因无外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所迫,我们的总设计师强调稳定,是因为其切身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灾难后的反思,在那些动荡之后,80年代总设计师把高举稳定大旗无疑是睿智的。但时代总会发展,不是说稳定不重要,稳定当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达到稳定?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已经让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流动性之中,真正摧毁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就是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再奢求曾经的那种静态的稳定,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了,动态的平衡比静态的稳定更难能可贵,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稳定。对于总设计师来说,稳定也只不过是手段,改革与开放才是目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人,但内心却还有些虚弱,很难经受半点的批评与非议,其实大可不必。中国应该对自己以及它人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人们会有足够的心智与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步入成年的人,填鸭式的灌输只能让人厌倦,人们更倾向于那些睿智的,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更喜欢去从反面,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

无论是网络实名制,或者是网络审查,还是网络扫黄,我都宁愿相信这些行政策的初衷都是怀着最大的善意,但子曾经曰过:“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听说得如何,更不能看想的如何,而是要以行动来判断,由这些行动的结果来判断。很残酷,但就是这样。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同时苍蝇也进来了。”苍蝇,不是我们紧闭门窗的借口。确实,为了防止苍蝇,装上纱窗是一个好主意,但纱窗不要密得像一堵墙一般才好。

11月 182009
 

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一直以来,都很疑虑,我们的法律究竟是谁的法律,真的是我们的法律吗?翻看论文和教科书,满眼都是“欧风美雨”,全是别人的东西。不是说放眼世界有什么错误,但更重要的,“什么是你的贡献?”中国。毕竟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的国情,最后被法律所束缚的还是我们。当我们大力发展“拿来主义”之时,是否太过忽视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个过程?

对于“本土资源”,苏力老师曾经在演讲上对这个概念做过很广义的解释,就在我们的身边一部部法律里,在一个个案例中,而非来自于故纸堆老黄历,古代中国法律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影响着实有限。与其把中国法制史划入法学领域,不如放到历史学范畴或许更加合适。尽管苏力老师的有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对本土资源研究,确是不可忽视的。

而 “中国国情”,这也是一个几乎要被用烂的词,每当用到此词,大家都很自然的联想到降低服务,而与“中国国情”相对应的另一个词——“与国际接轨”,则多被用来解释涨价的理由。这两个词又几乎是中国法学的缩影,在司法改革或者是立法过程中,阻力和动力无外乎这个理由,再往大说即便是现代化进程也无外乎是这两个词语的博弈,大词博弈。

“中国国情”是什么?或者换个说法,中国是什么样的?前些天看了本《法律与人类学》,不算是旧书,一些学者论文组成的合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类学对于农村特别关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整本书里全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分析。当然我研究农村的重要性(要不我也不会如此喜欢费老的《乡土中国》),但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忽视城市,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崭新社会模式。农村的人口劳动力向城市里转移这是不争的事实,更不用谈城市价值观对于农村的“侵袭”,给农村带去影响,更给城市带来改变,研究来说二者本不该有偏废,但显而易见我们研究的重心更倾向于农村。如果农村代表了中国的过去,城市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乡土中国正在逐步变为混凝土中国。

对于中国的研究,不仅要知道我们来自何方,还应知道我们脚下的路通往何处,而且,手持路线图前行总比摸着石头前行靠谱的多。法律人整天高喊着要为“权利而斗争”,这样的话律师才有钱赚,法学院才能招到学生,法学教授们的书才卖的动,诸多好处,不一而足。只是我们的权利来自何处,李敖当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告诉台上台下的师生们,宪法才是我们的“权利清单”。

把宪法法律捧到如此高位,许多人肯定会不以为然,即便是对法律法律人来说,宪法也可能只意味着以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前的那个雕像。只是如果法律人都不把宪法法律当回事,那还有谁会在乎呢?以前就写过一篇《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法律》,在一五一十上被人讥讽幼稚,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法律当回事,更情愿去相信权力与金钱的力量。法律人的饭碗,眼见就要不保了,但另一方面,法律人摇身一变进入公务员队伍也是不错。

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我们的法律正式构建在我们的社会之上。在我们的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先有某一现象需要规制,才由国务院制定规制,过个若干年,再由人大或其常委会来立法。法律的修订也是一个道理,都是现行法律不能再满足社会需要,进而进行修订。鲜见有法律预习就制定好等着社会来被规制。

新月在一篇评论中问:法律不可能改变社会么?自然是可以的,无论政治课本反复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还是法理学课本讲的法律指引的作用。差不多都没错。如果可以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搬到这里,那就更好理解:法律如果想要改变社会,那就必须先适应社会。不能适应社会的法律,必将无人遵守,形同虚设,如何谈的上改变社会?哦,或许可以改变,只是让社会更加不尊重法律罢了。

我们的法律,并非只是由一些抽象的外来概念所构成,相反,我们法律的基本元素,是一行行枯燥的法律条文,而让法律有生命的,则是一个个冰冷的案例。我们是否对于马伯里诉麦迪逊这种案例太过重视,对于哈耶克的书读的太多了?此消彼长,进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忽视了我们的政策影响之下的法律模式。比如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代码》一书里面说“代码就是法律”,没错,可那是在美国,在中国应该是“政策就是代码”(过几天专门写篇网络法的论文)。

我们的法律不应限于无穷无尽的理论、口号、名词和“左右”之中。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