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182009
 

而所谓精英,就是人们感觉良好,他却见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为整个社会未雨绸缪。
——苏力

当从老曹那里的得知苏力将去西北政法演讲这一消息后,绝对可以用“兴奋异常”形容我的状态,对于苏力老师,我是仰慕已久,苏力老师的书我已然全部读过,苏力 每年北大法学院开学与毕业的致辞也是年年收录。但可惜无缘入读北大,值得从书籍与网络中学习苏力的学说。所以此次得知苏力去西北政法,岂有不去之理。甚至完全是以追星的心态去的,这心态和上次孙浩晖到访西北大学时有一拼。

说起来,但凡我去西北政法听讲座,哪一次都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不知道是西北政法的光荣传统呢还是天下大学生都喜欢,座位早就被“占”光了,为之奈何,唯有席地而坐,好在我身手灵活,窜至前排。

对于苏力的演讲,本来是不报什么希望的,因为早有传闻说苏力讲的不如写的,今日看来此言大谬,苏力今日之演讲已久让我感到醍醐灌顶,虽对其中观点并不陌生,书中早有反应。演讲能力虽不比贺卫方之风采,但也堪称一流。

还是说说演讲内容吧,全篇演讲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断演绎的淋漓尽致,马克思的该论断虽在某些方面有些偏颇,但无疑可以解释大多数问题,当然包括我们的司法30年。说来也奇怪,我们总喜欢提司法近30年的成就,搞得我们建国前30年好像没有法律,窃以为54、75、和78宪法再加一部婚姻法也是很有搞头的嘛……

根据苏力的解释,中国司法的每一部改革,都是以经济为先导,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就自然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改革开放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活动,民法、商法百无一用,自然不会有,刑法的话那时完全可以靠阶级斗争代替。只有经济体制变革以后,才有了对法律的需求,对法院的需求,才有了近30年如雨后春笋般的立法。至于说法院职能,也是案件的增加使得职权主义不再可行,财力、人力和物力无法支撑,唯有转为当事人主义,有了此般需求后,才有了立法上的转变。

苏力对于本土资源,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我们总是误解本土资源,喜欢从祖先们的老黄历中寻找,从中国法制史寻找,但按照今天苏力的话说,其中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中国的司法,早就“全盘西化”了(我个人的观点,不管是学习苏联还是德法,抑或英美日本,反正没多少老祖宗的东西了)。真正的本土资源,苏力应该是那些就在我们身边的,具体到案例的那些资源,中国这座学术富矿有太多太多值得开采的资源,但我们又开采的如此之少。

所谓波斯纳、德沃金、霍姆斯、伯尔曼抑或孟德斯鸠,离我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些人的成就也无不是以本国为基础研究的成就。所以对于法学的研究不必“言必称希腊”,反而应该对自己的祖国有些耐心,虽然艰难,但也值得一试。

习惯了中国法学家们传统的观点,再听苏力的观点确实会感觉耳目一新,可能有些观点并不为主流法学界所待见,没有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反而是“言必称秋菊”。苏力说到,在我们的司法30年中,几乎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法官压力小了,律师收入多了,法学院学生多了,教授卖的书多了,但总要有人为此买单。通常认为,中国已经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但司法并不能照顾的传统乡村的这个角落,那里熟人社会依旧存在。而我们的司法改革又总是以东部沿海为论证对象,全然忘记了我们广大西部乡村。

虽然“中国国情”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但却不得不提,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素质不高,东西部情况迥异,虽然老套,但却是不可忽视。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的转身依旧没有完成,我们的司法体制还在“一脚深一脚浅”的挪动,未来会成什么样,或许没有人心中有数吧。

PS.很幸运在演讲最后拿到了苏力的签名,充分证明了我是去追星,而不是去听演讲。诶……最后阶段大家太热情了,苏力老师被挤的好惨,s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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