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142007
 

鲁迅说他“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恰恰相反,是向来都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任何人的,说的通俗点,就是遇见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先把他想象成最坏的,然后再根据以后的发展扭转这个印象。估计这多半是学法律的原因了,各种丑陋的案例,丑陋的当事人,法庭上几乎会把一个人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对我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使我从一个谨慎乐观者变为一个谨慎悲观者。

前一阵子看了本书,冯象(大牛人,貌似有若干个博士硕士头衔)写的《政法笔记》,提到宗教与法律的区别,原话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么说的:宗教以相信不可能为基础,而法律以可能性为根基(差不多就这意思了)。貌似这两个相当矛盾。

说道宗教,加上我的悲观态度,感觉到宗教在历史上无不是为政治服务的:汉武帝“独尊儒术”,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于丹教授所说的“心灵宁静”那套,完全就是因为孔子提倡的周礼——莫非王土、莫非王臣,鲁迅把它称为“吃人的礼教”,政治斗争胜利的产物而已,仅此而已。而基督教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怎样辩护,它都给欧洲带来了历上最黑暗的时期,罗马文明的光芒被中世纪的黑暗完全掩盖,直到文艺复兴罗马文明才王者归来,再度影响大半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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