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282008
 

谈及法家与儒家之区别,给人的印象多是“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区别;一个强调法律,一个强调道德;一个重刑,一个重礼……大抵如此。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法家的“法”与今天的法相去甚远,儒家的“德”也不是今天的德。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法”,是一个西洋概念,舶来品。其中包括了,正义,公平,权利,诸如此类的概念。而法家中的“法”,多是用于奖励耕战,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的,说是“依法而治”,只是在君权下的依法而治。即便是谏官知名如海瑞也不会说出律例高于君权,而另一面,英国的大法官柯克却对国王说:“国王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以个体为单位,而传统中国社会却是以家庭为单位,法家制订的法律常常是连作的。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环境所决定,中华帝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农业的需求使得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活动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而在这个区域内,以家族为单位的活动很自然的成为了最简单方便的选择。而西方的海洋文明,贸易一直就占据了主要地位,不断流动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自发的组成一个个共同体,保护自己财产(物权),债务(债权),证明自己的身份(主体),而这就是民法的雏形,现代法律的滥觞。

中国的“法”从来都没有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只是告知了你的义务以及你不能怎样做。我们并没有从这么一脉“古典法”中相承什么下来,反而现代的法多是比照西方。至少从法律制度上讲,我们已经“全盘西化”了。

至于说儒家的宝贝“礼”,尤其是孔子所提倡的那一套,则更加是过时的东西了。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是西周的那一套所谓“周礼”,孔子所希望的是 “梦回大周”。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的时代,因为科技的进步:铁器的引入,交通的改善,以及人口的增多致使原来西周的“封建制”不再好用,或者说,到了春秋战国,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再用过去强调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新的一代人,实际上很难被接受,而且这一套原则在逻辑上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真正要将它贯彻到底是行不通的。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许多可贵而且是永恒的规范,但需加以侧重点的重大调整,特别是要注入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

梁治平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奉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二者携起手来,叫做德主邢辅,明邢弼教。此后关于王政、霸业的论辩,只涉及到施政宽、猛的问题,于人治实质并无触动。”

但人治又非法治的对立面,费孝通先生说:

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地说来,人治好象就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

中国不管是儒家法家或是什么家,其实都是人治。而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护秩序时所需的力量。

  One Response to “再谈法家与儒家”

  1. 我一跃上点将台,拔剑出鞘,刹那间电闪雷鸣,云团翻动,台下顿时静了下来。只见伸出左手,接过侍从递过的一碗酒,仰喉一饮而尽,摔碗于台前,剑锋往前一指。台下摔碗声一片,顿时金戈交磨之声一片,众人尽呼之。稍刻,得静,均望于我。屏气稍刻,吼出一声:“消灭零回复,沙发是我的!”楼下均呼:“万岁!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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