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222008
 

如果说不同文明的发展真的是有迹可寻,虽说这轨迹应该不会是曲里拐弯,但也应该不至于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想,一定有那么一个交点,文明在那里相遇。不同背景人物的遭遇往往已经足够精彩,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碰撞则是火星四溅了。

对于中国法制史来说,这么一个火星四溅的时代无疑就是清末了,尽管在明朝西方与中华帝国就已经有了广泛接触(利玛窦当时就把西方最先进的科学传入中国)。但是直到清末,中华帝国才开始接纳一套陌生的制度,一个庞大帝国开始沉重的转身,就像是物理学上讲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即便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余波。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逝世,这一年离鸦片战争还有19年,这一年离戊戌变法77年,这一年离辛亥革命还有90年。在这一年,东西方的司法制度有了一次正面接触,起因是一个意大利水手在船上砸死了一个老妇,老妇的家人认为水手是故意为之,而水手的船长则作证说是老妇是不慎落水而亡。这个案件后来被提交官府,结果是水手被处死。

这个案子,让英国等西方诸国意识到,为了更好的保护本国公民,领事裁判权的必要。西方的法律制度,在1821年,就注定了要叩响中华帝国的大门。

大概是在1878年,有一个从大清帝国来到英国学习海军的年轻人,为了提高英语水平,跑到了英国的法庭去旁听案件(法庭是最好的锻炼外语水平的地方,各种口音都能听到),年轻人听了几天后感觉“若有所失”,以为发现了英国强大的根源,就在法庭之上。在这里,“公理日伸”,正义每天都在伸张,如此一来,国家怎能不强大?就像是曹刿论战里面,鲁庄公问曹刿,可以凭借什么和齐军交战,曹刿的回答是既非“衣食所安”,也非祭拜虔诚,而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这个年轻人后来翻译了一本名叫《法意》的书,这本书现在的名字叫做《论法的精神》,这个年轻人就是是严复。

在那个年代,只要不是过分的狂妄自大,但凡是出国细心观察过的人,都会发现西洋诸国强大的根源不在船坚炮利,而在于优良的制度。即便是众人口中“卖国贼”李鸿章,在西方游历一番之后也发现制度的厉害,但也无可奈何,毕竟,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中体西用”一直是那个时代的口号,贯彻于法制改革的过程中,即便是现在听上去还是颇有道理,但“中学为体”已经不能适应100多年前的大争之世了,唯一 “全盘西化”,才能在那么一个强手环绕的世界生存下去,而一直以来我们又对“全盘西化”抱有极高的戒心,无论是在100年前还是今天都是如此,但事实是,我们已经“全盘西化”了,看看我们周围,老祖宗还留下了多少东西?屈指可数!而现在似乎我们也过得不错嘛。

对于清末法制改革,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甲午战败,这次战败与其说是军事失利,倒不如说是制度失利,专制完败于宪政。而这次战败的后果,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举人们所进行的“公车上书”,公民意识首次觉醒。使得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必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则加剧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100年前,大清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今年竟然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开宗明义:“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按照现在的话说是坚持大清皇帝的统治不动摇,大清皇帝神圣不可侵犯。梁启超评价此大纲是“涂饰耳目,敷衍门面”,只是,这话听上去恍然会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

100 年后的今天,我们真的有一部自己的宪法吗?也许你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白纸黑字写着呢。但是,一部不能投入使用的宪法和不存在又有什么区别,中国法治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立法,而在司法,我们不缺法律,只是缺少严肃认真执行法律的态度。亚里士多德所构想的法治图景是:制订良好的法律,并严格的执行。我们所缺的是后者。

尽管我们现在的法治环境如此不堪,但我们现在批评起古人来说依旧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起来那可是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清末修律,还未评论就戴上了道德的有色眼镜,不断的用贬义词去招呼那段历史。

清末修订法律,是为适应列强需要和维护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统治的产物,……面对这一挑战,腐朽的清廷反应迟钝,顽固恪守“祖宗之法”,拒绝变法。……企图将清末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有利于资本输入,保证列强经济掠夺,有能力防止内乱、稳定政局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对清廷施加经济、政治压力以及无理的胁迫和假言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利诱下,清政府不得不仰列强鼻息以度日……

如此这般,我们在要求当时的人物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李鸿章说当时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程度的冲击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只发生过一次:因为科学技术的提高导致西周封建(封土地,建诸侯)制全面崩溃,被中央集权制取而代之。

在当时,买办阶级因为经常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变革的主要动力。至于说地主,则是乡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至于说列国与中国的条约,本来实力就不对等,你能期望能够签出平等的条约?大争之世,是靠实力说话的,更何况很多条约都已经是“城内之盟”了。那些条约,不过是国家实力的体现罢了。

安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19世纪是全球化1.0的时代,以国家为单位作为全球化的主体。我们看待那段历史,从来都没有摆脱自怨自艾受害者的心态,中国被压迫被剥削,但只要对经济学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哪怕是对当时的中国,依旧从中获利。如果非要把当时列强的行为描绘为掠夺的话,那我们不妨把近若干年的过程如此理解:我们没有能力去掠夺别人,只有自己去掠夺自己。经济活动往往是会导致双赢的,这正是中国人缺乏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满清当局的任何行为,都极容易与“非正义”挂上钩,而孙中山的革命则往往都是“正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革命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意味动荡,流血以及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而满清当局的任何抵制革命,缓和矛盾的行为,如果放到现代语境下,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缓慢的变革拥有都比激烈的革命更为可靠,其实,哪怕有一个皇帝,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说清末法制改革是火星四溅,而其中以民法的变动为甚,在中国传统律法中,是没有民法,甚至连相关条文都很少见,即便有亲属部分也大多与刑罚相连。民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贸易频繁的的情况下,民法才有诞生的基础,贸易的繁荣导致物权关系,债权关系,以及对于主体认定的需要,而这些概念都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直接引入了民法,多少会有些水土不服,我们批评礼教派保守落后,但那上千年蔓延在乡土中的传统习惯,不是一个朝夕所能改掉的。看看民法的修律,总则,物权,债权这些老祖宗没有的东西是模范列强,而亲属与继承这些先人们流程下来的东西自然是需要固守国粹(若想了解关于此的传统,推荐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国对于商人的态度,一直是轻蔑有加,“商人重利轻离别”,以及诸多对于商人的限制(车马,服饰,诸如此类),指导清末,商人才开始抬头,出现了如盛宣怀红顶商人,所谓“衙门搭台,商人唱戏”,安装现在的说法叫做官商。在当时,一批商法在短时间内创设出来,种类之齐全,即便现在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甚至包括著作e权)。

文明的遭遇有很多种形式,有像西班牙屠杀阿兹特克人那样的一边倒,也有像日本近代的“拿来主义”,无论是哪一种遭遇,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是绚烂夺目的一笔。到今天,文明的碰撞还远没有结束,相反,因为新科技,不同的文明的碰撞遭遇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频繁,中华文明只是其中一支。

  7 Responses to “文明的轨迹:碰撞”

  1. 坚持阅读博主的文中。

  2. 写的很好,哈哈

  3. 所谓历史,胜利者写的故事而已。

 Leave a Reply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 <strike> <strong>

(required)

(requ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