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112008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专门有一章是写儒家与法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内儒外法”的一个社会,尽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还是离不开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与法家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思想爆炸的时代,后世哪怕繁盛如汉武、贞观、康乾时期,都无出其右。对那个时代的其他文明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出现 如此思想爆炸的地方竟然不止是我们中国,希腊,波斯,印度,这些早期文明都不约而同得,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盛宴。如果只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

用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来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创新: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水平的提高,以及铁器开始得到运用, 使得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各地方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儒家和法 家也不例外,根据自己的背景,对当时面临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简单说来,儒家更倾向于“礼”,但并不排斥“法”;而法家是提倡“法”,但拒绝“礼”。

儒家认为,要依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恶化,先前准许礼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而儒家依旧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了保守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 来划分社会阶级。

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则;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的理念是革命的。

而 对于法家来说,他们所谈论的“法”与希腊罗马那边谈论的法相去甚远,法家讲的是“王法”,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含义在里面。韩非子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指望人们德行高尚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法”的震慑,使人们不敢去为恶,因为这个理由,法家崇尚严刑 峻法,以杀止杀。酷刑,连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

如此政策在战时确实能够保障后方稳定,面对强敌,人们都愿意“夹着尾巴”生活,忍受 这种“紧急状态”。但是一旦到和平时期(秦统一后),轻罪重罚必然就会增加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如果说“窃钩”和“窃国”的罪行都是死刑的话,反而会诱使人 们去犯更加严重的罪,反正处罚都是一样,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就是最好的范例。按照现代刑法理论来讲,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思想违背了“刑罚与罪行相适应原则”。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其实就法家的“轻罪重罚”再往深思考一层,就可以得出这个观点,但历史就是历史,遗憾就是遗憾,没有办法的事。

同样,法家认为只有有严刑峻 法,就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行为,但事实上,犯罪更像是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有了所谓的“善”,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哪怕是再严酷的刑罚,再完美的社会,都不可能根除犯罪,这种违规行为,唯一可以调节的,是犯罪行为在一个社会中的比例。至少,菲利的“犯罪饱和”说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 儒家还是法家或是其他什么家,我们都无法去要求先贤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甚至无法去要求他们给一个全面的答案。无论是哪一家,都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乡土人情,给出了那个动荡时代可能需要的答案,或许非常片面,但一定是非常深刻,而我们把那些片面而又深刻的综合在一起,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了不起的答案 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垄断真理,我坚信这个道理,自始至终。

PS.此文乃本人中国法制史课题发言草稿。

  4 Responses to “儒家与法家”

  1. 其实,我觉得说儒家思想理想主义是一刀切的说法。事实上想想,儒家的思想主张让人入世,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很现实的思想。如果说理想主义,那应该是道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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