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052017
 

我的爷爷史剑青,生于1927年,如果还健在,今年该是有90岁高龄了。

春节假期在家收拾东西,翻出了爷爷当年许多文件。这些文件不只是冰冷残缺的纸张,而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辈子的工作、生活。纸张的背后,承载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毕竟,每个人都曾作为历史的一份子,参与、见证了历史车轮的滚动前行。

时间流逝,爷爷离我早已远去,爷爷他的事迹不会像那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样广为人知。我作为晚辈,我有义务记录下来爷爷的故事;我作为法律人,更有兴趣记录下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人的点滴。

一、求学

爷爷是陕西蒲城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的阴云开始密布。这一年,爷爷他19岁,高中毕业于家乡的蒲城中学。对了,那时爷爷他还没有改名叫史剑青,叫做史振中,意思当然是振兴中华。

网上查了一下,当时的蒲城中学现在还在,已经改名为尧山中学,这所学校是由杨虎城将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而爷爷毕业证书上的校长李天培,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民国三十三年到任,病逝于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爷爷毕业后一年。

1947年,中学毕业以后,爷爷考入位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司法组,成为一名法科学生,学习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

1946年的国立西北大学刚刚从陕西城固迁回西安,位于西安西南城角,即现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后来,我奶奶在从部队退伍后,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法律。而在2008年,我同样进入西北大学法学院,念法律硕士,冥冥之中追随了祖辈的脚步。

二、去延安

1948年(民国37年)3月9日,这是爷爷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最后一次注册的日期,四个月后,没有毕业的爷爷就将背上行囊,奔向延安。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延安转到了西柏坡,《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实行(民国宪法被冻结),长春围城开始,董存瑞已经牺牲……

爷爷他去延安的原因,在文革期间自己写的“历史交待”里面有所提及:

1946年下半年到西北大学,结实了杜铁铮(……),他给我介绍过许多进步书籍,有关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也偷找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红色宝书让我看,使我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明白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抽丁拉夫,物价暴涨,特务横行等,引起我的不满愤恨。又看到共产党深入人心,解放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我已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灭亡,为时不要很久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跟随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出路。又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的不少,到解放区必然比其他人能“重用”。如果继续上学,不等大学毕业,西安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就决定早些到解放区去学习,很快参加革命工作,将来自己“前途无量”,“读书做官”。

当时,为了避免牵连家人,要去延安的学生,都必须改名。爷爷他也不例外,所以姓名也由史振中改为史剑青,并且在以后一直使用此名。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爷爷他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动身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行二人赶到西安车站时火车已走,只能搭运煤的空车到三原车站,但接应人员已经离开。于是就找到当地坡西镇小学教师刘德奎处住下,并在此处结实了延大地下招生负责人丁光(原名王顺命,西北大学地下党员)。第一批没赶上,就只能随第二批开赴边区。

1948年7月4日,这天,爷爷头戴一顶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与第二批赴边同学在三原车站会合,共赴革命。这批同学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爷爷带领,在游击队同志的引导下,日夜兼程,奔赴马栏镇(当时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名叫林牧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了。

7月6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马栏镇,7月7日,每个来边区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个简要的自传,也就是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爷爷想必也将自己的出身交待的干干净净,晚上,学生们被招待看戏,剧目包括: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一周后,学生们来到洛川的延大分校,后来因为陕西东部的战事,学生们又随延大分校转移至宜川。

入学首日,举行政治测验,根据资料,大概有如下问题:

  • 什么是政治?
  • 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 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

爷爷他当年是如何回答,我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延大分校的生活,还是可以通过日记略知一二,主要是政治训练,课程教材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当然,学习期间自然是少不了被要求汇报思想。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爷爷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要到延安了。

三、从延安到西安

在1948年10月,爷爷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

对待这批远道而来的学生,延安方面也是给予了充分礼遇,延安大学“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爷爷则被分配到了政治系的行政班。

1949年3月,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就业成为了爷爷当时的主要烦恼,当然那时是没什么选择空间的。在日记里记录道:

我的工作已经正式决定,不是专属科员就是县上科员,关于这个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院想参加政府的工作或野战军工作团。主要的以后要转到西安去,这样一来,我到西安去的愿望,依然遥遥欲坠了,心里有些不安。

除了工作,入党的事也让爷爷烦恼不已,尤其是在入党自传的书写上,要老实交代,勿有遗漏。“最近心情是不安的,忏悔自己,扪心自愧,为什么不坦白,不忠诚呢,我要很我的愚蠢,卖弄小聪明是不对的,任何时间都骗不过的。我要彻底检查自己。”入党的事情最终也没有下文,至少这次向党组织靠拢的尝试没有成功。后来直到50年代初才顺利入党。

5月6日,爷爷从基层返回延安,“当时时局已很紧张,各机关忙于做接收准备工作”。倒也没这批青年学生什么事,过了一小段多的悠闲时光,每天逛街、看报。5月11日,爷爷被指定为西安城工部第三大队第二中队第三分队副队长,负责接收西安工作的相关事宜:

十四日由延安出发,人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心好像在跳,胜利……

在我们在二十日到达宜君时,就已经听到西安解放,同志们虽然高兴,但怀疑军队行动不会这样快。三原、郊区解放是相信的。动身到三原的凌晨,董政委把解放西安的正式消息颁布。在三原到处贴满了捷报“解放西安”……

二十四日下午,我们以胜利者的心情到达西安,想去年7月初讯由西安的出走是秘密害怕,而现在是大踏步的在人民的西安城走动了,西安城里的商民去年在都以稀奇的眼光注视我们。

四、新时代的开端

进驻西安后,爷爷在西安市一个区人民政府担任干部,但只做了不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在西北大学学习法律的经历,在1949年6月就被调到西安市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爷爷他也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他进入了司法系统。在他眼里,社会上一切风气都是崭新的,积极向上的。

当时爷爷他不过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从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在他们眼里,那是最好的时代。

1950年8月10日

昨天下午为调查×颜料案件去咸阳,我在解放后,还没有坐过人民火车。是的,人民力量是伟大的,仅一年,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拥挤,不买票,脏污,误点,乱哄等现象扣除干净,而是秩序丝毫不乱,清洁,正点。车站上,在车上都有向导员给旅客介绍情况,旅客上车后都有位子坐的,车上市场洒水,有痰盂,这样,小偷也算倒霉,没有站足之处,有技无可施处,西安车站,两本都修起崭新的站房,红色绿色……×××(未能辨识,以下皆同)好看,站房一起的花纹也重新画起。一个钟头,一分钟也没差到咸阳下车,在火车中,我看了车站旁的秋禾,今年天久不雨,秋禾枯干旱的很多,尤其三桥以东最甚,以东因群众因群众积极浇水,倒看来可以收获些。

在去咸阳时,西安车站上来了三部卡车,呵,是陕西省农民代表,这才是真正的农民代表呢!国民党也有农会,而农会的人却都是静坐吃饭的绅士们。今天真正的农民代表不要看他们土里土气,他们才是最大的光荣的。记着星期日和曹重曾去南院门省政府门前,省民教馆去看新式农器,我真正看到了拖拉机,新中国农业的愿景在招手,我听见一个农民说:“以后,咱们那些老古董都不行了”。

在车站上,我看了旅客的成分,大都是穿的很朴素的农民、工人、商人……国民党时代的打洋伞,穿高跟鞋,赤嘴,莲臂,渔夫腿,狮头的小姐们一扫而光,不是他们的时代了。

1950年9月26日

……今天早验了个服毒的女尸,大小老婆,旧社会的残渣,反映出旧社会的不合理,也发生在旧社会的悲剧。

晚上到尚友社看秦腔“卧薪尝胆”,这是富有警惕性的教育剧戏,它旨教育我们一点——敌人是残酷的,当它失败了,他会花言巧语的适逢我们,甚至比你的儿子对你的关系还要大。在现在被我们打的×成为阶下囚的敌人,它谈起革命道理好像比我们还要忠诚的多,好像他们是一些偶犯错误者。受了伤的敌人用特务破坏造谣,收集情报,用美丽的颜色在你眼前荡漾,最后它伤养好了,因此我们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要严厉,对首恶分子绝不宽容。

1950年12月15日

昨晚风雪,朱光晒,陈光军由华县而来,朱谈及昨天上午12时政华县召开西安市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公开伪专员张雅轩大会,当场有五千群众参加,一营战士警戒,群众纷纷起来控诉,最后宣判该犯死刑,当场执行枪决,在执行时,该犯尚喊数句“共产党万岁”,此刻证明,我们的管训政策是正确的,该犯在进入会场时,即向群众说“我向群众赔罪来了”,在去华县时,就饶舌说“我是投降的呀”,由此可知,该犯是怕死的。

1951年2月27日

今晚在高庭长房开清理反革命犯案总结案件会议,任院长来谈,在枪毙黄学禹等时,一个登记未受训的特务在厅上看了布告,回家几天不敢出门,也不想吃饭,枪毙了许小其后其同乡到刑场搬尸,被群众当场骂“妈的,土匪死了还可惜,搬尸!”因之搬的人将尸体扔到一边不敢搬了,到晚上才偷搬了,这几次的枪决匪特,群众也说道“这才像个样子”,今天西北民监总支来信要刘建英,匪犯等杀害杜斌丞的详细材料,其中也提到“人心一快”的话,这些精彩的反映,说明了对反革命分子严厉的镇压,才能挽救民心。……

1951年3月21日

今天上午11时宣判执行枪决特务反革命40名,洋洋大观,十余辆汽车摆满了北大街,这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刑场执行,秩序井然不乱,按计划完成,一身愉快。

今晚我想每个家庭都在议论着枪毙40名匪特的事,这在西安来说是空前未有的。以前国民党只敢暗地里杀好人,我们公开杀坏人,不怕多的,多少血债需要清偿。

1951年5月19日

今早7时与高庭长,左春景等位同志坐陇海公安处来接的吉普车到北关道北职工子弟小学开西安铁路分局控诉公审特务孙有利,崔光华,×佑等三犯及×佑之妻女恶霸×玉婷罪状大会,到会职工及其眷属约七千人,一个一个的控诉是多么动人,孙有利强奸过60多个职工眷属,崔光华霸占工人妻子数个,并逼迫工人自杀。×佑强奸工人的妹妹……在控诉声中,群众要求打这些狗日的,诉苦的人就用棍子、板子、耳光打了这几位特务即使下,打得很痛苦。最后在掌声中由高庭长宣判该三位死刑时,群众的掌声淹没了整个会场……随之与铁路公安处秦处长坐车到陇海铁路食堂聚餐……食堂里充满了欢笑声,每个受害者都擦干眼泪,高兴的叫大家饮毛主席给的胜利酒,我们翻身了,敌人倒下去了,唱吧,尽情的欢笑吧,“这是我们的天下了,人民的天下了”……

五、法官生涯

1952年5月,爷爷他正式被任命为西安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正式开始了生涯。1955年,被任命为西安市人民法院刑庭审判员,1956年任刑庭副庭长,这也是他后来退休的的单位。

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爷爷他很快就承担了更重要的工作——西安市阿房区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才30岁。想想我现在也是30岁,甚至连书都还没念完,人生的差距真是巨大啊……

话说某日我闲来无事,在知网检索了一下家人发表论文的情况,愕然在1959年第11期的《人民司法》上,发表一封爷爷写给该刊物写的读者来信——《对文风的批评》。信中指出了《人民司法》中某一篇文章中的抄袭问题,爷爷在信中写到:

我认为,此风不可长,写文章必须老实。自己的观点同其他同志的观点相同 , 那是允许的,但是,写文章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不应该变更别人文章的个别字和句, 整段内容不变的抄录。如果要抄引,也行,但要注明出处。

这俨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抄袭背后一定还有著作权法的问题。这俨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抄袭背后一定还有著作权法的问题。而我现在所在学科就是知识产权法学,看起来还多少有那么点传承的意思。

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辑就做了到了道歉:

对于当时的编辑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具有检测抄袭功能的系统需要到大约五十年后才能被发明出来。

1965年,西安市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阿房区合并为郊区,爷爷他也调任郊区法院院长。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与同为政法干部的奶奶被下放到黄陵县刘家河大队,至今家里还保存着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史剑青罪恶材料”。1972年,爷爷通过审查,被调回郊区任职,先后担任军管会政法组任副组长,法院建制恢复后,又任重新担任郊区法院院长。

1980年2月回到西安市中级法院任刑二庭庭长、副院长、院长直至退休。在网络上,搜索爷爷在法院的任职,能找到一则题为《西安法院恶性事件 法官竟勒杀法院院长》的新闻报道,提到的竟是爷爷在任期间被下属欺负的事情,看起来这个院长做的实在是太过“窝囊”了。后来差不多2005年、2006年的暑假,我去西安中院实习,还有法官能够回忆起我爷爷在任时的点点滴滴,告诉我爷爷是刑法方面的专家,当然我也无从判断这是否只是纯粹恭维了。

在搜索引擎与各个数据库中,也没有查到爷爷在西安中院任职的更多信息,更没有留下什么经典的案例。后来在2005年、2006年的两个暑假,我为了判断自己是否适合从事法律职业,前往西安中院实习。在实习期间还有老法官能够回忆起爷爷在任时的点点滴滴,告诉我爷爷是刑法方面的专家,待人很好,我也无从判断这是否只是恭维了,只能点头称是,然后埋首去做打印、复印这样的工作。

1988年爷爷从中院离休,离开工作岗位,但也没有闲下来,被西安市政府聘为首席法律顾问,我也无从得知爷爷当年提供了哪些法律意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的头衔听着光鲜,但没有任何报酬,我记得当年有一项福利是在爷爷家打电话可以不要钱,这也算是政府法律顾问的优待了。

六、一点私人回忆

爷爷他去世于1995年,脑淤血。我当时9岁,还在上小学,尽管当时已经上小学,但这么多年过去对爷爷的印象已经越来越模糊。爷爷去世前,基本每周都要去位于二府街的爷爷奶奶家,吃奶奶下厨做的回锅肉,缠着爷爷带我去买各种玩具、去莲湖公园玩耍。我至今还记得爷爷曾在北大街商场给我买过的一件类似MP5的冲锋枪玩具(无法发射能量超过1.8焦耳/平方厘米的弹丸),我玩了很多年。

尽管爷爷去世得早,但仍然给我的人生的很多选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研究生选择念法律这个专业,选择去西北大学,都可以说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尽管当时家族里已早已没有人再从事法律职业,但学习法律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可以被轻松摆在台面上的选项。

尽管爷爷去世得早,但仍然给我人生中的很多选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考研时由计算机专业跳到法律,选择去西北大学,都可以说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尽管当时家族里早已没有人再从事法律职业,但学习法律、去西北大学仍然是一个可以被轻松摆在台面上认真考虑的选项。而我阅读的习惯,以及对历史、考古与博物馆的兴趣,也多少受到了爷爷的影响。爷爷家里的藏书多是文史方面,虽然我很少翻动,也没有多么高的水平,但这种耳濡目染,很容易让我对历史、考古不会抵触,对入门读物与纪录片通常也会津津有味地观看。不过看起来,爷爷对于象棋的热爱我是没有怎么继承到的,完全是臭棋篓子一个。

在去世前不久,爷爷在蔡志忠漫画版的《菜根谭》里写了这么一段批注:

天地万古,人生瞬间;求淡无为,和尚说教。

年华有限,不可虚度;枉然一生,放屁一通。

  One Response to “史剑青法官”

  1. 了不起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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