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012011
 

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绝对是本科学史的好书,单从引注一项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功,更不用提其中的观点。当时在读完的时候我在博客上就写过一篇《科学的轨迹》,前一阵豆瓣推出了“笔记”功能,我也就将一部分笔记/摘抄搬运了上去,现在也搬运过来吧。

埃及是个庞大而稳定的国家:在整整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它虽然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和主权更迭,但大体上的能维持文化认同,以及在绝对王权下的一统。这和它封闭地理环境有本质关系——它的西边是大沙漠,北边是海,南边是崎岖高原,东边是沙漠,山岭和海的组合,只在东北有干旱酷族的对外通道。它的这些地理特点和西方其他文明——巴比伦、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就这一点而言,它在西方文明中是独特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却再也熟悉不过,因为传统中国同样具有半封闭地理环境、稳定文化认同,以及大一统的王朝统治。

但与中国不同,埃及通过地中海就可以与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事实上自希腊时代这样的交流,甚至侵略都是存在,而中国跨国大海只有扶桑或是高丽,没有其他文明。只有经过漫长的丝绸之路,才能勉强知道西方的存在。

中东地区的地理因素决定了此处战争不断:

这种强烈对比可以从地理环境的差别中找到解释。毕竟,两河流域是“四战之地”:它的东北的扎格罗斯山脉,北方的高原,西北和南边的沙漠是最好的边界,但不构成有效屏障,其后面的其他民族,证券可以通过无数山脉缺口、途径入侵,是的此地始终处于动荡、风暴之中,而这正是古代三千年乃至现在不断发生的事情。

埃及与中东地区的比较:

然而,它们其实有深层差异,最根本的,就是埃及文明是连续的、一元的,两河流域文明是锻炼、分立和多元的。前者和中国相似,后者则接近东方。

希腊科学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的,早期科学家就是自然哲学家,从泰勒斯、芝诺以至德谟克利特都是如此。希腊哲学从头就与科学相近:它致力探究大自然奥秘而忽略人事,喜好抽象理论而忽略使用技术,其所反映的,是所谓“重智”精神,分别代表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倾向。希腊哲学以柏拉图为宗师,他极端重视数学,认为它是完美与恒久理念的代表,也是培育“哲王”的理想教材;中国圣人孔夫子所看重的则是“克己复礼”和忠恕之道,而绝少谈论自然事物,“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气质,虽不能够涵盖西方与中国文明的整体——毕竟,希腊哲学还有“重德”的苏格拉底和以时效为尚的“智者”,诸子百家之中讲论天道与阴阳五行的也大有人在,但两大文明基本分野也就昭然若揭了。

为什么东西方文明基本取向如此南辕北辙呢?这很难回答,大概与历史、地理不无关系。孔夫子之看重社会与人伦并非个人原创,而是继承和发扬肇自远古的思想,亦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悠久传统,其终极目标是在广大土地上维系农业社会的稳定,以及延续家族和政权的命运。希腊自然哲学家所处,却是分散于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西海岸和南意大利,由稳民集团所建立的众多细小城邦,彼此不相统属,背后更没有久远或强大的政治传统;从文化上来说,希腊并不“源远流长”:从泰勒斯等自然哲学家看来,塑造希腊意识的大诗人荷马只不过比他们早数百年而已。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好奇心与推理、幻想能力得以自由发挥,而并不拘泥于现实和群体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要了解希腊的自然哲学,还需要从他们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开始。

始终还是倒向了地理因素。地理这个最初的因素决定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进而影响到思想家们的思维结构。然后呢,历史的轨迹差不多就被确定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传统之中,哲学与宗教出现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希腊文明及其科学、哲学,还有罗马文明及其法律,都是具有悠久历史与广泛影响的早期传统,是深刻影响其民族意识的文化基因,反而基督教则是外来、后起,而且必须从原有文化吸取养分的信仰。基督教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改宗而得势,并且广为传播之际,这两个传统已经有白百年以上历史了。因此中古基督教虽然声势浩大,并且与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盘根错节相结合,又牢牢控制了广大民众的心灵,最终却也不能不在五行中对此根深蒂固,而且包含精奥思想的古代学术大传统让步。这样,欧洲翻译运动不带君子的鼓励推动而自然在民间爆发,欧洲中古大学形成之初就有极其强烈的哲学与科学气息,就不可遏制地掀起亚里士多德和科学热潮,而且许多教士、主教也同样成为热切的科学家,就并非那么难理解的事情了。

不同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并未成为科技进步的绊脚石,尽管存在这打压哥白尼和火刑布鲁诺这样的例子,但教会对于科技,尤其是上古的学术还是青睐有加。

最初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就是用于印刷圣经,或许是一个例子吧。

但始终,传统的力量?我还是觉得这个解释有些牵强……

欧洲文化复兴这一重大转机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罗马教会自我振兴,奋发图强所产生的见解后果,而教会振兴则以罗马教皇向世俗君主发动的一场革命即所谓“授职权之争”为契机。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整体的政治平衡,更处罚了它对伊斯兰教徒西向扩张的军事反击,从而顿挫了这数百年的历史性趋势。意想不到的是,军事反击随后的征服令欧洲学者得以接触古代拉丁世界从未真正了解的希腊文化,以及承受次文化的伊斯兰世界之创新,由此产生的刺激掀起了将阿拉伯和希腊文典籍翻译成拉丁文的运动。大量翻译典籍的出现,转而促进经院哲学发展,教皇革命更直接引起了法学研究的热潮。这些崭新的学问吸引了大量学生,他们的需求无论在内容或总量上都远远超过传统学校的承担能力。在这一巨大压力下,血糖组织原则和形式的蜕变成为不可避免,最后促成了大学的诞生。总体而言,12世纪文艺复兴与13世纪欧洲科学萌芽都可以说是教皇革命未曾预见的后果。

关于教皇革命,最好参考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对其中过程以及后果有详细讨论。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之争,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的主旋律,也是欧洲现代化的伏笔。

十字军东征的后果不仅是引入了阿拉伯的科技,更让意大利成为财富的中心。见《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希腊城邦政治是由其分支离分隔的滨海环境造成,这环境一方面限制城邦规模,是的个人相对于城邦整体有更高地位,更大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则依赖个人主动性的航海与贸易成为陌生的自然途径。

在此环境中个人心智与推理、幻想能力可以自由发挥,这可能是其发展出推理和论辩式科学的原因。因此,政治与科学之间未必有直接关系,但这不排除它们有共同根源,甚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另一方面,科学在诸大河流域文明中虽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却始终不能够脱离实用技术的形态,那可能是在这些文明的绝对王权体制下,个人心智难以自由发挥使然。因此,无论对于希腊或其他古老文明,地理环境都可能是塑造政治、哲学、科学形态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

地理决定论关于科学产生于西方的论述,这种论述并不少见,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可以看到类似论述。当然地理决定论最著名的当然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论述。

 

更深一步说,大河文明的王权强大有可能与其农业发达有关。而希腊是商业文明,其土壤、环境不适合农业发展,唯有依赖贸易。

我们曾经再三强调,现代科学革命是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而且,倘若没有这些传统作为发展的轴线,那么文艺复兴时代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包括精神,对自然现象本身的尊重,学者与技师之间的合作,乃至印刷术、远航冒险、魔法热潮等刺激,都将是无所附丽,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后果。这是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从此事实往前追溯,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依据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属性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那就是说,公元前5至4世纪之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自此以往,西方科学发展出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目标,以追求严格证明的数学为基础的大传统,也就是“四艺”的传统,而中国科学则始终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传统,故而两者渐行渐远,差别越来越大,以至南辕北辙,乃至成为不可比较。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而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待证的纯数学;也并非没有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究,而是没有将数学与这种探究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数学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牵涉数量关系的数学与历算都以实用为至终目标,甚至术学、占卜等应用组合数学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从解释宇宙现象与奥秘为目标的阴阳五行、生克变化等学说,则缺乏数学思维的运用。

东方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需要追溯至先秦时期。此乃重要参考。

科学发展的这种“中心转移”和“多文化、多言语“现象所以为、所反映的是什么?那很可能是:具有非常特殊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但这样的结合显然是极其稀有和不稳定的。因此科学发展中心需要经常转移,以在是何其继续生长、发展的地方立足。由于广义的“西方世界”是具有复杂地理环境和包含多种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广大地区,它从来未曾统一于任何单独的政权,因此在其中适合科学立足发展的地区总是存在的。

科学在诸如埃及、巴比伦、中国等大河农业文明之内发展的问题。这些文明的共同点是:幅员宽广,时间连续性强,在强大王朝控制下地区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在此具有特殊形态与目标的科学,即类似于西方传统的科学,可能无法通过转移寻找最佳立足点,并且会由于发展受窒碍而逐渐为社会淘汰。

那就是说,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这是一段很类似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观点的论述,不同的是更为关注科学。但其实中国处于分裂时期不在少数,但由于思想上的一统,始终还是没有给科学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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