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192016
 

一、背景

长期以来,“微信”的拼音域名“weixin.com”都不在腾讯公司手里。近日公布一份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公布的裁决文件显示,经该中心裁决腾讯获得域名了“weixin.com”。而“weixin.com” 域名当前的持有人,在裁决后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持有域名不构成侵权。

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weixin.com”域名的前途仍然扑朔迷离,但并不妨碍借此案件对域名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一些梳理和解读,也算是为企业在处理域名相关事务时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

二、裁决

1.机构

此次“weixin.com”裁决中,腾讯所选择的争议解决机构是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sian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的香港秘书处。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是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2002年联合建立的机构,位于香港,并在北京、香港、吉隆坡与首尔设有办公室(秘书处)。本次仲裁就是由香港秘书处做出。

关于域名的争议解决,通过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来处理是一条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快捷的途径,而裁决机构的选择需要根据域名的类型来确定:

  • 像“.cn”或“.中国”这样的中国国家域名,如果出现争议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负责解决。
  • 对于“.com”、“.org”或“.net”这样的通用顶级域名,出现争议则是依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及补充规则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批准的机构组建专家组进行仲裁。

本案的“weixin.com”就对应第二种情况,即通用顶级域名的仲裁,而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正是ICANN所认证的机构。

2.审理

在本案中,“weixin.com”最早在2000年由案外人注册,后该域名的持有人历经多次变更,到2015年转移至本案当事人Li Ming手中。

腾讯公司在2011年初推出“微信”,并在中国大陆成为知名的商品或服务。但是,在中国大陆,腾讯公司在与微信功能联系最密切的几个分类中却没有注册到“微信”的商标(这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案件),也没有“weixin”的商标 。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4(a)的规定,该争议的关键在于:

  • “weixin.com”是否与“微信”的标记相同或相似,容易引起混淆?
  • 被投诉人是否对“weixin.com”享有权利?
  • “weixin.com”是否被恶意使用?

如果以上三个问题的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weixin.com”应由腾讯公司所持有。在最终的裁决中,多数专家(两位)对以上三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即认定“weixin.com”应转移给腾讯公司(具体论述参见公布的裁决文本),有一位参与仲裁的专家撰写了反对意见。

域名尽管有“.com”、“.org”或“.net”这样的分类,但是不同于商标有45个分类,域名中最具有价值的始终是“.com”,因此导致域名异常拥挤。对于国内常见的拼音域名,因为一个拼音往往能够对应不止一个汉语词语,像“weixin”就可以对应“威信”、“违心”、“唯心”或“魏新”等不同词语,如果有在先的产品或企业叫做这些名字并注册了域名,那么腾讯就很难去主张域名的在先权利。在“周立波域名案”【(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55号】中“zhoulibo.com”的持有人就以该域名是纪念著名作家周立波为由进行了抗辩。

三、诉讼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的 规定,如果对裁决结果不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进行仲裁,并将案件受理文书的副本提交裁决机构,否则裁决结果将被执行。

法院处理域名有关案件,会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2001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该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域名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则:“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该域名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海淀法院受理了“weixin.com”域名当前持有人所提起的诉讼。但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或许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来审理更为合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案件是确认之诉,要求法院确认原告有权继续使用“weixin.com”域名。实际上,原告所起诉的是要求法院确认自己没有侵权,这是民事诉讼领域中非常罕见的一类诉讼——确认不侵权之诉。确认不侵权之诉也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种独有诉讼类型。

我国的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制度肇始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后在在2008年4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这种诉讼类型。简单来说,确认不侵权之诉是一种消极确认之诉,兼具侵权之诉与确认之诉的性质。

在案件的审理中,关键一点在于判断“weixin.com”域名持有人使用该域名是否具有恶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中,对于“恶意”的判断有明确的标准(可能与本案有关的):

  • 为商业目的注册、使用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原告提供的产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其他在线站点的;
  • 曾要约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 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

以上因素都需要法院仔细判断,无论本案件审理结果如何,都注定了会是一个艰难与漫长的过程。

四、经验教训

本次香港裁决的结果看似是腾讯的一次胜利,实则是亡羊补牢,只不过补的漂亮一些,把早该进行的工作补上而已。而且这也不是“微信”的品牌第一次面临如此窘境,截至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腾讯尚未在关键的第9类(计算机软件)、第38类(电信)与第42类(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中拿到微信的商标。以腾讯法务团队的强大实力,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显而易见,微信的品牌管理出了问题,而且腾讯不再有拿下qq.com时的好运气(2003年花费6万美元购入)。

商标或者域名的价值毋庸多言,当然是越早下手越好,但难免会遇到商标、域名、企业名称或商号被他人提前“占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关企业直接出面收购多半会被索要高额的转让费用,通常的选择就是通过第三方(比如管理人员以个人名义)来与域名持有人洽谈,避免表现出对域名过高的兴趣。当年苹果收购IPAD商标时,就是委托律师组建了一家名为I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的公司(公司缩写即IPAD)去与唯冠洽谈,导致唯冠几乎低价卖掉了所有IPAD的商标。

当然,收回域名最正规的渠道当然是通过裁决机构进行,如果准备得当,加之域名持有人放弃抵抗,这甚至是效率最高的方法了,只需要若干投诉的信函就可以解决域名纠纷。但是如果遇上域名持有人有效组织抵抗,利用司法程序拖延数年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也是很多企业选择高价收购域名的原因,当然更是“米农”们囤积域名的希冀所在了。

域名是互联网时代的门牌号。门牌号的价值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但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门牌号挂到别人的家门口去。

12月 272015
 

时值乌镇正在召开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尽管互联网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一样的事务,但是似乎在忽然之间,互联网成为了各行各业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各种如“互联网+”、“共享经济”、“O2O”、“互联网思维”这样的词汇流行于江湖与庙堂人士的口中。

如此蓬勃兴盛之地,自然会有纠纷,法律也当然没有忽视作为“第五空间”的网络。而对于互联网治理的发展,也经历了“从0到1”的复杂历程。

一、从无主之地到九龙治水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关于推动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点原则:

  • 重网络主权
  • 维护和平安全
  • 促进开放合作
  • 构建良好秩序

要讨论变革需要先了解历史。早期的互联网是一片“无主之地”,电子边疆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John Perry Barlow曾经在1996年起草过一份《网络独立宣言》: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互联网确实只是极客(Geek)的玩具,依靠不同的网际协议自生自灭,但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其中,越来越多的用户投身网络,政治与商业也发现了互联网的价值。

所以,不管情愿与否,现实世界裹挟着各种的法律法规与商业逻辑,上网来了。与早期极客们的设想截然相反,无论是在中国、欧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专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在加强互联网方面的立法,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上的疆域概念越来越明显,网络也越来越像现实社会。

但不同于现实社会,很少有人考虑过互联网到底由谁控制。实际上要清楚讨论这个问题至少需要一本书的厚度,因为有权力控制、影响互联网的力量实在是太多了:

  • 各国政府自然是首当其冲,各个的立法对于疆域内的互联网企业、用户有着直接的效力;具体到我国来说,想要搞清楚哪些部门能够管理互联网实在是一项费力的事情,尽管网信办的成立统一了职权,但是工信部、文化部、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依旧在互联网上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通常国务院的“三定”规定才能划分清楚他们的权限。
  • 另外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如BAT这样的巨头们对于互联网的控制力并不比官方更弱,因为它们可以与用户的交流最为频繁,它们所制定的规则(被称为“网规”)的运用频率可能远高于立法。用户协议的重要性也长期被忽视,实际上像新浪、淘宝、腾讯这样的网站,每天所处理的纠纷数超过国内任何一家法院。
  • 非政府组织常常是被忽视的一支力量,像W3C理事会,互联网治理工作组、ICANN、互联网协会这样的机构对于互联网,这些机构可以决定下一代通用技术,国家间协调,域名分配这样举足轻重的大事。而这其中对于根域名的控制权更是整个互联网的基础权力,也是网络主权的基础。
  • 用户,在互联网权力的频谱中,用户是最为分散的一支力量,但是用户的喜好和用脚投票的能力足以影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如果按照莱斯格教授的观点,对互联网上的行为进行规制,需要法律、准则、市场与代码四个方面共同进行,不能存在偏废。这也意味着法律、准则、市场与代码四个方面也是互联网中的四股基础力量。

所以,如同习近平主席所讲:“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没有法律就无法治理互联网,但单靠法律不足以治理互联网,所以需要“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二、互联网法律的五个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是法律大举挺近网络空间,也是法律自身发展的一次时机,在一本网络法教材中,开篇就提出了五个问题:

  • 全球互联网络的崛起,是给我们了一个需要用新方法去思考法律的崭新范式?还只是一个需要去套用现行法律分类的事件?
  • 网络空间的法律,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内部自发形成?还是必须要由外部强加而来?还有,对网络空间来说,是否可能拥有一套内部的、完全独立于传统现实法律的法律结构?
  • 通过技术构架,可以对网络空间规制到何种程度?这种规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认识网络空间的原则?
  • 日趋频繁的在线互动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平衡?这些改变又怎样影响了我们关于法律制度的选择?
  • 如何思考网络空间内法律问题,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阐述关于法理学的宏观议题?

这五个问题会贯穿在绝大多数与互联网法律问题中,无论是网络实名制、3Q大战、个人信息泄漏等问题都概莫能外。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不认为这些种理所当然的惯性思考是有益的。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答案,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很多时候,互联网已经不再是等待“送法上网”了,而是主动来寻找法律,要求法律提出解决方案,一个一个关于互联网的新型案件就是例子,法院不得不去创造性地找出一些解决纠纷的办法。

三、法律职业的未来与互联网

法律职业有数千年的历史,自古罗马以来经历过无数次的技术革命,也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形态。法律职业曾经利用过造纸术、印刷术、广播、电视、传真、计算机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互联网是最新的一波。

对于法律职业,互联网也充满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在乌镇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

  • 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 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 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 保障网络安全
  • 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这五点主张,需要在相关规则与程序的推动下实现,而法律人正是对规则最了解的一群人。功利一些说,每一点主张其实都是拓展业务的机会。

除此以外,互联网对于法律人也不只是意味需要去学习网络法的相关内容,提升自己的服务的领域。还意味着:

  • 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的效率,比如利用互联网检索,利用云平台同步自己的文件,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与客户及时沟通。
  • 需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服务符合互联网的设计理念,比如名片、网站、微信公众号是否需要进行“扁平化”的设计,排版是否适合在手机上阅读。
  • 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推广自己的服务,比如怎么样才算是高效利用个人网站、微信公证号、知乎、微博等不同渠道,让潜在的客户可以看到自己作为专业人员的价值,是否有必要请专门人员进行维护。

面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变革,法律职业有一点长期不变:“评估旧有惯例对未来的价值,保护那些具有长久价值的惯例,并认真缓慢地改变那些不再适应环境的旧惯例。”这不仅应该是法律人的工作,更应该是法律人的担当。

本文另发于“律新社”。

11月 192015
 

通常来说,法律服务平台都会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考虑如何让用户获得更好的法律服务,更好地解决社会获取法律服务难的问题。为了增强用户的信心,平台通常会规定相应的付款、退款条件,比如承诺“不满意就退款”之类,百般照顾用户的利益。

但律师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员的利益同样不容忽视,平台上专业人员的水准直接会决定用户的满意程度,如果平台的规则对用户太过宽容同时又对律师太苛刻,可能会导致律师用脚投票。具备专业技能的律师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法律服务不同于其他服务——熟练“手艺人”之间所提供服务的差异不大,而不同律师所提供的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因此,一个合格的法律服务平台不止应在用户的角度考虑如何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也应该在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律师。

一、当然是案源

随着法律服务平台层出不穷,律师行业已经开始焦虑获取客户的渠道和入口被法律服务平台控制,也开始害怕法律服务的定价权被他人把持,届时律师就只能任“平台”宰割。但是,很多律师又寄希望于法律服务平台可以提供更多的案源,所以很多律师对于法律服务平台所抛过来的橄榄枝并不会拒绝。

但是,法律服务平台所能提供的案件未必就是律师们所期待的类型,平台所能提供的往往只是关于“家长里短”的“民一庭案件”,有部分平台可能还会专注提供一些初创企业的法律服务,从各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案件类型都算不上丰富,从已有的网上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法律服务的平台设计越是便于使用,所能提供的法律服务就越是基础。因为如果一个平台设计在手机上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那么问题也多会是用户随意想到的简单问题。相反,如果平台设计到需要用户正襟危坐,认真考虑以后再进行发问,这种流程上的设计会过滤掉一些“随意”的咨询。这对于法律服务平台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需要平台进行平衡取舍。

随意提出的简单的法律问题,也往往是语焉不详,简单描述自己的问题,律师们的回答也多是复制、粘贴法条并留下联系方式,要求用户细谈。这样的交流模式对于用户及律师来说都算不上高效,律师也不应该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此类工作,因为这是人工智能甚至是低成本的人力就可以归纳总结的事情。律师利用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应当超越检索法条的工作,这就需要平台去谨慎设计流程。

二、信任的来源

在线法律服务的平台(如在线提供商标注册或合同起草)为了保证自己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权威性,有时会宣传自己平台上服务人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比如“知呱呱”宣传自己所提供专利服务是由“资深专家团队”完成,“简法帮”宣传其合同制作是“源于顶尖律所专业律师团队的智慧结晶”,“法率网”的法律咨询服务据其宣传是由“自建全职专业法务团队”提供,不一而足。这些宣传的内容一旦出现夸大,那么就会构成虚假宣传,在这些网站上挂名的律师(代理人)也多会受到牵连。

信誉是法律服务平台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仅站在用户的角度如此,站在律师的角度更是如此。对于以律师推荐为主要业务的法律电商来说,不虚假宣传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帮助用户去信任律师。传统上,客户选择律师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 声名显赫
  • 能力卓越
  • 熟人介绍

律师向来都把互联网当作重要的宣传阵地,竭尽所能将自己的资料上传到网上。而在搜索引擎尚能统治互联网流量入口的时候,做好律师信息的搜索引擎优化就成为法律服务平台的一项重要工作,确保自己平台上律师的基本信息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被优先搜索到。

因为用户对律师的能力难以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借助于律师的头衔、学历、服饰等外在因素来判断。而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布,将律师个人信息与参与过的案件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推荐律师时的标准配备,尽管裁判文书远不能反映出律师的真实能力,但数据总是聊胜于无,裁判文书恰恰是律师可以拿出示人的工作成果之一。正如同IT行业流行的一句话:“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律师行业以后可能也会说:“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ase”。

三、更了解律师

熟人介绍也是律师们重要的案源之一,熟人会介绍自己认识的律师通常都是出于对该名律师的了解和信任,而法律服务平台所需要做的,就是比熟人更加了解律师。因此,法律服务平台不应只是律师的宣传板,更应该提供真实可信的律师信息。以法斗士为例,目前网站上可以提供的律师资料有:

  • 所处地区
  • 执业时间
  • 用户评价
  • 以往案例
  • 擅长领域
  • 不同类型案件的胜诉率
  • 司法经历
  • 任职律所
  • 律所职务
  • 教育背景
  • 同行推荐
  • 律师文集
  • 律师简介

这样的多维度信息可谓相当全面,当然前提是要保证这些信息是真实可信的,这需要平台采取避免律师造假的措施。如果只是单纯请律师来填写自己的执业信息,那么难免会有律师夸大自己的经历,这在传统律师行业中屡见不鲜。比如执业两年的律师号称自己是资深律师,普通高校本科的学历号称是名校硕士毕业,甚至是把夸张的胜诉率讲给客户。这样的行为不仅会导致平台的信誉下降,更会损害所有律师的生存环境。

实际上,平台甚至需要比律师本人更加了解自己,需要知道律师擅长案件的类型,了解律师的合理收费区间,并且推荐熟悉领域的案件给相应的律师。通过对已有的数据的分析来向律师有针对性地推荐案源,帮助律师选择合适的案件,更是帮助用户用户选择合适的律师。在这整个流程里,不同于大多数网络服务要“消灭”中介,法律服务平台恰恰是要创造一个中介平台,以降低律师与用户双方选择的成本,也消除双方都存在的不信任感。

在英国的律师制度中,设有专门的Barristers’ Clerk职位,若干名出庭律师会雇佣一名Clerk,Clerk负责向律师们介绍合适的案源,帮助律师制定职业规划(当然这只是Clerk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这些Clerk通过长期接触律师,了解不同律师的风格和擅长的领域,可以把合适的案件推荐给合适的律师。而对于推荐律师的法律服务平台来说,就应当充当Clerk的角色。平台通过数据和既往信息对律师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将合适的案件推荐给律师,以帮助律师的职业发展。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在法律服务的细分领域给出详细的职业建议,比如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该参加什么样的会议,标出潜在的客户在哪里。

四、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

目前,除了那些有律师事务所背景的法律服务平台,大多数法律服务平台都选择了与律师进行直接的合作。这会直接致律师于违反律师法及职业道德的风险之中。《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另外,如果律师绕开律师事务所与用户建立法律服务关系,就必然会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在管理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们不太可能会允许自己律所的律师拿着所里的招牌,私下收费提供法律服务,因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与“黑律师”无异。

对于平台来说,与律师个人合作所带来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包括税收、发票以及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否则如交通部对专车的管控一样,只要司法部下达一纸禁令,法律服务平台的发展就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从合规的角度来考虑,法律服务平台与律师事务所、而非律师来进行合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clip_image002

图 无讼阅读上的律师合作信息

当然,法律服务平台对于个人律所来说可能正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法律服务平台有机会帮助个人律所实现优势互补,让“散兵游勇”们有机会形成合力,打破个人律所的瓶颈。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甚至会成为法律服务的需求方,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律师去进行援助,比如在“无讼阅读”的“喊话”栏目中,就有不少律师寻求律师援助的需求。随着法律服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需求自然会与日俱增,而个人律所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之一。

五、平台的价值

法律服务平台如果只是以“提供案源”来吸引律师,那么这多少都没有意识到法律服务平台所具有的潜力。对于律师来说,平台不止可以提供案源,更可以帮助律师在法律职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平台没有道理不去挖掘、培养每一位律师的潜力与能力,并且竭尽所能为这些律师提供能够赖以生存的案件。随着法律服务价值的日益提升,优秀的律师资源一定是各方势力所争抢的对象,毕竟我们身处在一个“人才最贵”的时代。

9月 222015
 

无利不起早。
——谚语

合格的法律人一定都是终生学习者,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法律、新的指导性案例,也需要结合政策的实施及时调整法律服务的侧重点。但是很少有法律人考虑过去学习一点编程知识,自己写上几行代码。

实际上,在法学院观察就可以发现,法科学生们在通过司法考试以后会去考注册会计师、考专利代理人、考托福雅思,申LLM与JD,因为这些考试或者学历有助于法科学生们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法律职业的雇主们也是更看重这些资格证书或者学历,认为这些技能有助于自己的法律生意。几乎从未见到过有法律职位在招聘时将会编程列入要求或优先考虑的条件,这可能是因为了编程对于法律职业来说毫无用途,但更可能是时机未到。

本文所说的法律人应该学点编程,并不是说一定要达到软件工程师的高度,更不需要因为写代码而放弃本职的法律工作,更多是将编程作为自己的加分技能,就像英文出色,手持注册会计师或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一样。而更重要的是,法律人通过学习编程了解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原理。

一、代码就是法律

计算机和互联网已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曾几何时当某一个案件用了QQ聊天记录作为证据都是可以上新闻的,但现在这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普及,只会让互联网更加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入法律关系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网络上各种各样行为的规制,是由法律、市场、准则以及代码共同完成(莱斯格,《代码2.0》),不应有所偏废。比如,知乎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抄袭问题,知乎“在回答框区域增加「禁止转载」选项;当用户大段复制「禁止转载」的回答时,会收到「需要联系作者获得许可」的提醒,复制操作会被限制。”这实际上就是利用代码来对著作权进行保护的典型教材。

当下大多数人对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使用早已不再陌生,中学、大学也都会开设计算机基础的课程,但没有什么方法比自己去写一段程序更能理解计算机及网络的运作原理。如果说代码是网络空间中的物理规则,那么编程就是了解网络空间的捷径,可以帮助法律人了解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规则。另外,法律人所具备的逻辑推理能力(三段论)本身就与编程所需的思维方法并行不悖。

如果律师通过学习编程了解到代码的特性,针对客户遇到的互联网法务问题,就可以不只是从法律的单一视角出发,而是结合互联网的技术特征给客户提供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裁判文书“挖掘机”

霍姆斯的法谚“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为法律人所耳熟能详。而现在,获取经验除了通过时间积累以外还可以通过对公开裁判文书的挖掘来获得。尽管说裁判文书并非万能,但对于法律行业来说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而挖掘这座宝库的挖掘机,正是编程技能。

从裁判文书中所能挖掘的宝藏我在《裁判文书与大数据》一文中已有详细说明,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则更进一步,直接在她的博客中展示了利用Python2.x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抓取涉及贪污罪的文书,并进行分析的代码及过程。

image

我现在听到过的法律大数据研究,多数利用“人海战术”对裁判文书一一进行阅读,然后人工进行归纳分析。这样做当然可以完成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工作,但是效率及准确性都不会不高,而对于重复性的工作,恰好就是计算机所擅长的。

如果法学院的师生们具备编程的能力,可以通过编程来进行海量裁判文书的获取工作,收集第一手信息,不必再去等待每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不完整的)年度报告,利用自己收集到的第一手信息展开学术研究工作。比如说打算研究近年来某一区域内法官离职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完全就可以利用裁判文书分析当地案件的审理时间的变化,进而得出结论。各种用法,不一而足。

三、危机边缘

前两天,在腾讯财经看到一则新闻,让我震惊的不是新闻的内容,而是写作新闻的方法:

本文来源:Dreamwriter,腾讯财经开发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

而在更早的时候,美联社所使用自动写作系统记录下的错误已经比记者所写文章中的错误要少了。当新闻报纸这种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已经开始被机器人取代时,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系统也一定会出现在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尤其是各种法律文书的撰写工作。法律服务行业应当从中嗅到一些危险的气味,但更应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机遇。

这种写作机器人,最有可能取代的就是低年级律师从事的案例、法律研究工作,而避免被机器人取而代之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加入其中,学会编写程序的能力。学会编程并不是说要成为软件工程师,去编写具有撰写法律文书能力的软件,而是了解软件的设计思想,利用自己有限的编程知识更好地与真正的软件工程师对接,对已有的软件积极提出可行的改进方案。

另外,在英国律所中有一类叫做专业支持律师(Professional Support Lawyer),主要职责有:文档管理、组织培训、法律研究、市场拓展、法律研究,这是一个相对高阶的职位。如果这个岗位的律师具有编程能力,就可以利用编程能力更好地提供支持工作,尤其是批量化的文件处理工作,可以写一些小程序以方便自己的工作。单是看看“爬虫程序”就可以想象编程对于法律工作可以有多大的帮助。

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学阶段会将物理、化学这样的课程列为基础课程,因为这些知识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常识,计算机网络也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编程也正在成为新的常识。

最后需求强调的,学习编程像学习其他事情一样,不是一件可以立竿见影的事情。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挑战和挫折,更会有“技能get”的喜悦。学习总是“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至于学习编程的方法,网上各种教程、公开课,总有一款适合打算学习编程的法律人,在此就不赘述了。

9月 172015
 

在法律行业的各种研讨会、微信公众号中,“互联网+法律”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了,虚拟律所、法律电商、法律新媒体都是热门话题,各种讨论伴随着争议总能在法律人的圈子了激起层层浪花。甚至,以“互联网+法律”为旗号的企业也纷纷成立,推出了大量以号称代表“互联网+法律”发展趋势的网站、应用或服务模式,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我无意去评判现有这些企业、应用或网站的优劣。只想谈谈自己脑海里的“互联网+法律”是什么样:简单来说,“互联网+法律”不应只是传统法律服务的上网,更应该是因为互联网与法律结合而创造出新的需求、新的岗位。

一、宣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互联网绝对算不上什么新鲜的问题,当律师事务所建立网站,律师把自己的信息挂到网上,实际上就已经是字面上的“互联网+法律”了。互联网最早被当作宣传的平台而为法律行业所使用,律所网站与网上的律师信息不仅宣传了自己的业务,更“刷”了存在感,给客户了一个验证自己身份的渠道。

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们当然不会仅满足于有存在感,按照咨询公司的经验,宣传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做宣传,而是将自己的工作成果公之于众,以展现自己对所从事领域的理解。所以咨询公司们才热衷于发布免费的报告或白皮书,比如著名的Mckinsey QuarterlyBain Insights。法律服务领域也是如此,金杜所的中国法律期刊、China Law Blog、游云庭律师的博客都是这方面的翘楚。

律师们竞相前往“知乎”或者LinkedIn这样的网络社区回答问题无非就是为了展现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当然写作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笔力。像知乎或者LinkedIn,并不只是一个局限于法律的平台,而是聚集了各个行业的人员,便于开展跨界的交流。对于移动时代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是一样的道理。

可以想见,律师们会热衷于把一切热点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发表自己专业观点,并在各种可能的平台上发布出来。比如在阅兵时会讨论军装的专利问题、重大事故发生后会讨论相应的保险责任、甚至看到电商大佬结婚前的股权安排都不忘讨论离婚时财产分割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不只是宣传了自己、打造了个人的品牌,更重要的是对于法律观念的普及,可以提高法律行业的专业形象。

二、“痛点”

互联网行业喜欢谈“痛点”,一般都认为法律服务的痛点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尤其是对用户来说不透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在选择律师时基本处于抓瞎状态,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位律师。而很多互联网平台自认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可以对律师进行客观公证的评价,当然有助于客户选择到“靠谱”的律师。

因此,第三方平台会设计让律师去回答一些用户在网上的法律咨询,并根据回答法律咨询的情况来打分,根据打分来推荐律师。或者律师也可以通过付费来让第三方网站优先推荐自己。但是,用户在网络上的咨询,大多语焉不详。用户会在两三行的长度把所遇到的问题放到网上,而律师的回答也无非就是引用若干法条来了事,再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贴上去。这样会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只要看上几部法律的条文就是律师的工作了。而事实也是,这样的第三方平台网站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沦为律师们留电话号码的地方。反而是像知乎这样严肃的问答社区凭借着良好知识分享氛围的社区获得了更多律师们的青睐,律师们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在上面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长文。

对于律师的评价,目前的一个思路是通过分析裁判文书中律师诉讼情况来确定。从理论上看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好律师当然赢过很多案子。但是,利用裁判文书来进行律师评价,至少存在两个缺陷:

(1)在技术上,因为裁判文书的庞大数量,分析裁判文书中律师的诉讼结果需要具有一定的自然语言处理功能软件,软件至少需要可以判断诉讼请求是否得到了法庭的支持,但这样开发的软件存在一定的难度;

(2)裁判文书有其局限性,对于大量非诉律师来说,通过诉讼来进行评判显然有失公允,而且一起案件可能存在部分诉讼请求被法庭支持,部分诉讼请求被法庭驳回的情况,如果不是当事人有时难以判断是否达到了诉讼的目的,毕竟诉讼只是众多商业手段中的一种。

第一个缺陷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总能客服,第二个缺陷却很难跨越,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因此裁判文书可能更多的只是作为评价律师的标准之一。尚需要更多的途径对律师进行综合评判,如单位、学历、职位、工作经验、所发表文章这样传统的信息。

三、平台

法律电商的实质是打造一个法律服务交易的平台,有平台就寄希望与打造一个律师们相互竞标的法律服务平台,在客户提出需求后,由律师们相互竞争,提出方案,由用户来选择最合适的律师。但这样也有不少问题,法律服务是专业性极高的服务,用户并不具备判断哪个服务更适合自己的能力。就像我们问诊,当不同医院医生给出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作为患者往往是无从进行选择的,在经济允许的范围内一定会选择最好医院力度最权威专家来进行治疗。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平台,如果可以代用户来判断律师提供法律意见的优劣,可能会更加合适,但用户未必会喜欢这种模式。

另外,对于那些试图取代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平台来说,最大的法律风险来自于《律师法》,《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法律服务平台在处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客户以及自身关系上需要下不少功夫,税收的缴纳、发票的开具、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无不是可能绞杀在线法律服务平台的隐患。

实际上,共享经济对于法律行业的影响,可能也会像“专车”、“短租房”一样,需要对现行的法律进行修订。

四、工具

“互联网+法律”所能做的,并不止于律师的宣传、解决法律服务的“痛点”或是提供一个平台这么简单,“互联网+法律”实际上应该是促进法律行业的分工一把利器。

随着网络的日益方便,人们生活的重心也逐渐会转移到网上,在未来的诉讼中,来自网络的电子证据所占的比重会远胜于其他类型的证据。而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在取证、质证时,证据固定的方法完全不同。单就确定电子证据形成时间的真实性,就够费上一些功夫了,这需要专业的数据取证机构或是可信时间戳的介入来确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工作岗位正是因为互联网与法律的结合而产生的,这可能才是“互联网+法律”的真正样板。

在网络上用户注册时点击同意的“用户协议”是各种法律关系的基础,而提供“用户协议”厂商又往往会私自修改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产生纠纷,没有人能够知道用户在注册时点击“同意”的用户协议是什么内容,如果有一家机构可以对厂商每一版的“用户协议”进行自动保存或快照(如EFF旗下的TOSBack),并提供可靠的版本,那么一方面可以保证用户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厂商对自己用户协议内容的举证责任。这样的服务也是因为互联网与法律的结合而产生的。

与之类似,更多如将网络上各种数据库提供整合检索或者导航功能,或者提供组织在线模拟法庭以帮助律师预估审判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用机器人来撰写法律文书(腾讯财经已经开始用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来撰写稿件),都是“互联网+法律”可以做到、且有利可图的事情。

五、总结

我在法学院里,会接触很多出类拔萃的硕士生,他(她)们在通过司法考试以后,相当一部分人会去转战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或者准备英语考试,这当然是为了毕业后能够谋求一份高薪的职位。如果有一天,法学院学生在通过司法考试之余,会考虑学习一下编程以谋求一份更好的职业,那么“互联网+法律”的时代可能就真正的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