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042009
 

又逢“五四”,去年的今天,贴了一篇蔡元培先生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以嘲讽北大,当时完全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时至今日,早已释然,跟着余英时先生的调调子,我也会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北大,为什么非要一片土地上才叫北大,那片土地上反而没有北大。”至少听上去很拽。

算了,对于北大,不提也罢,“五四”到底折腾了些什么明年的今天再细致讨论。更何况,“五四”并不是专属于1919年的,同样属于传说般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开课日期就是1938年5月4号,结课日期是1946年5月4日。所以,与其凑热闹去遮遮掩掩的纪念“五四”,不如缅怀一下西南联大的传奇来的更好。

以下是冯友兰的一篇纪念西南联大的碑文,写于抗战胜利之后,联大结课之前,现在读来可能有些许晦涩,但我就喜欢这种颇具古风的调调子。更何况,此雄文一篇可谓气势磅礴,精彩之极。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以上,是为纪念2009年5月4日。

3月 312009
 

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胡适

常常有人喜欢讨论,说我们是否应该“全盘西化”,双方吵的不亦乐乎,火星四溅。每当此时,我总是耸人听闻的以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大概就像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去“全盘西化”,而是我们已经全盘西化了,然后呢?这才是问题。

在我们习惯里,把词分为褒义和贬义,大词和小词,那些“很大很褒义”的词总能让我们心潮澎湃,悸动不已。毫无疑问,“全盘西化”则属于那种“很小很贬义”的词,无需多想,就可把这个词乱棍打死。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讲,这无疑是划算的,因为可以保证你与大多数人立场一致,所谓政治正确。

尽管“全盘西化”如此万恶,但这还不是最令人难过的,最令人难过的是,是我们已经“全盘西化”了。我之所以如此口出狂言,是因为我端坐在我的笔记本前,放眼望去,除了汉字以外(还是简化过的),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是西化后的产物:笔记本,台灯,仙人掌(奄奄一息),棒球帽,随行杯,移动硬盘……不一而足。没有一样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真是遗憾。如果你同样数一下,老祖宗的宝贝相信也是屈指可数。

对了,当然你要说,我们在精神生活层面,在骨子里,思维方式,还是很中国,很东方的,离被西化还远着呢。真的?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学习:从握手到拥抱(作揖少见了),从经济学到法学(诵经的人少了),从陌生人社会到市场经济,满眼满脑子都是国际流行的舶来品。为了标榜自己受过的教育,显摆自己的学识,展示自己的国际化,我们总是对那充满乡土气息的传统中国不屑一顾,而另一面又把先贤们的思想扭曲为做今用,就像阿Q说的“老子先前也阔过”,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过,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只是基于对西洋文明的熟悉程度,对现代化的熟悉程度(《文字下乡》)。

林达在《西班牙旅行笔记》里面写到,

过度的紧张,一点碰不得惹不起,可能源于不自信。外表过度的自尊,源于内心难掩的自卑,因而强行拔高自己的力量,显露可能恰恰是弱者的心态。对他文化的排斥甚至仇视,应该是无助于一个文化的健康生产,或许,在兼收并蓄之中,方能激发自身活力。

当我们对“全盘西化”竭力打压之时,其实就是在反映我们内心的虚弱,对于自己文明的不自信。如若我们能对西方文明横刀立马,高呼放马过来,或许我们中华文化才真正具有了竞争力。我们恐惧外来文化,其实回首一下,发现其实也没必要那么缺乏信心。美洲的辣椒在四川湖南里发扬光大,唐朝的景教(基督教的早期分支)流行于中国……容忍才是我们强大的源泉。

或许这个题目太标题党了,如果像开头胡适所说,改成“有中国特色的充分世界化”,就适宜多了。

延伸阅读:《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1月 102009
 
理智是人的品格;疯狂却是神灵对灵魂的恩赐,使之充满爱情,诗歌或预卜未来的灵感。
——《费德罗篇》,柏拉图

一直以来,对于星座这类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我向来是不太感冒的。尤其是再把星座,血型,属相与性格,运势,爱情联系到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尽管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这联系也过于飘渺了。

如 果“星座”确实靠谱,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有5亿人和你运势相同;如果“星座+血型”确实靠谱,那么就有1.2亿人和你性格相同;如果“星座+血型+属相”确实靠谱……那你也太东西合璧,土洋结合了吧。而我们认为这些东西确实靠谱,无非是两个原因:要么是看到了所谓分析后自己给自己画了个圈,然后 跳进去;要么是被解释的技巧忽悠了,一些么棱两可的言语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大抵都是这些套路。

刨去上述理由,可能还因为过去受工科“毒害”,现在被法律影响,变得过于理性的缘故,不愿意相信那么飘飘然的理念。但孔夫子教导我们要每天“三省吾身”,所以,我也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对于星座的态度,千言万语一句话——没有科学依据。之前对待宗教我也是这么一个态度,只是后来转变了。只要是受过中国典型现代教育的人,多少都会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张口闭口的“科学依据”如何如何,仿佛是“五四”时期的赛先生被扛回来了一样。其实是“满口的科学依据,满肚子的XXXX”才是真的。

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但如你把这话换一下,“意识决定物质,物质反作用于物质”好像也说的过去,争论物质意识的问题比争论“先有鸡先有蛋”更不靠谱,物质意识相互作用,拼接到一起是一个圆,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在 这种“唯物主义”的熏陶下,我们又变得过于理性,理性是不错的,但一旦走向极端,那就一定会出问题。经济学模型中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就是假设所有人都是“理 性人”,整个经济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而来。理性人的理性,简单说就是“趋利避害”,往难听说就是“见风使舵”。还是Adam Smith说的好:“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对于法律来说,也是基于人们理性这个特点,人们因为对于犯罪的惩罚而不去触犯刑法,这就是避害的体现。理性使得整个社会,人们的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预见,因为绝对多数人都是理性人。

理 性看上去确实不错,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过于理性之时,不可避免的会把信任,相信,信仰这类非理性的产品扔到一边,我们不再信任任何事情,不再相信任何人, 凡事都必须自己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进行验证,换句话说,过度的理性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我们基于信赖,安心呼吸身边的空气,放心饮用杯中之水,放心食用盘中之餐,不必去自己一一检验。而这种信赖,其中并没有多少理性的因素在里面。

现世中国人的理性多是走了极端了,几乎毫无信仰可言,如 果要说中国人信什么?我想一定是“金钱+权力”了,无比庸俗,是吧。在古代,中国人至少还是很虔诚的信仰着自己的祖先,而在上个世纪,文革彻底吞没了中国 人的传统,再加上市场经济在后来的推波助澜,以及宗教生活的缺失,使得中国人再也不去相信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了。哪怕是在寺庙,也不再能够承担过去的作用 了,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见少林寺在纳斯达克上市不是一件难事。只是,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于形而上(超越物质)之学缺乏敬畏,其中自然是有长久以来物质缺乏的缘故,但一个社会的基础若只是基于物质,那无疑是不牢靠的,需要精神的力量,信仰力量去支撑。所以我也改变之前对于宗教的排斥,但我已经不会再去皈依某个宗教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才是对我胃口的,来者不拒~

所以我说:从星座出发,从信仰做起。星座确实是一件颇为好玩的东西,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依据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折腾,但这又何妨呢?至少没有坏处, 也不至于毒害到祖国的那些花朵们(花朵们早就百毒不侵了)。说不定后世人写当下之史时,会这么记上一笔:天朝之国民失信仰久矣,然重建之历程始于星座也。 或许真的会这样写吧。对于星座,至少我不排斥了。

11月 252008
 

和提出废除死刑的人辩论,只要你提到“中国国情”,这辩论你就赢了大半(其实无论何事,“中国国情”总是那“一招鲜”),虽不讲道理,但却蛮横管用。而要解释这所谓的“中国国情”,不 外乎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民素质不高云云……最好再加上一句:“废除死刑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但现在不可能实现”,彰显自己的开明。

长 久以来,废除死刑的调调在各种媒体上“聒噪”不已,提倡人道啊,人权啊,死刑犯的权利,还举出例子来说全世界有多少多少国家已经废除死刑,所以我们也非废 不可,诸如此类。但是,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就是要保留死刑,我们不应该以此为耻,反应为此荣,在如此大压力下能保留死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如果有人杀害了你的亲人,你一定会想去干掉那个混蛋,这不是别的,这是“以牙还牙”,这就是正义。废除死刑?那是“懦夫”们才会干的事。

我们保留死刑,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就是中国,而不是其他什么国家的原因。我们能够继承先人保留的传统,我们的老祖宗一直都是信奉杀人者死,虽说世界各国都信 奉这个,但唯有我们的老祖宗,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无数种威慑力极强的死刑方式,尽管后来被废除掉,但这依旧体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而且,就死刑来说,一直也是中国古代人民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其中包含了游街(可以扔臭鸡蛋)、公审(可以乱起哄)、菜市口杀头(可以制作人血馒头)……部分我们保留至今。作为一种广大人民群众所衷爱的活动,怎么能取消?更何况,打开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你就会赫然发现中间写着“人民利益至上”, 人民需要死刑,喜欢死刑,你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而判不判死刑,要由人民群众的感觉说的算,按照老鹤的话说,这叫做“死刑要跟着感觉走”。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如果取消掉死刑,无疑会增加其他自由刑服刑人数的上升,而这里面,无论是狱警的工 资,犯人的伙食,监狱的维护,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就成本而言,一颗子弹的成本只有区区几元钱,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何苦把宝贵的金钱花在那些罪不可赦的 囚犯身上呢?你说是吧。当然,以上这一切,如果可以保证不会有冤假错案的话,自然是说得通的,但是,我们真的有信心保证杜绝冤假错案吗?问一问去向林昭的母亲收那5分钱子弹费的刽子手吧……

指望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意识到废除死刑的人道主义理由?痴人说梦吧你,我们的广大群众从来都是“不明真相”的,而明白所谓“真相”的,向来都是那“一小撮别有用心”人,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知晓事理?有难度!所以说,广大人民群众,素质还不是很高,还不能够接受废除死刑,就像西方所谓的“民主”不可能在中国适用是一个道理。

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在死刑方面勇于创新、敢于面对的民族,到了现在怎么就反而是遮遮掩掩,甚至还意图废除?以上我废话了那么多理由,所以,承认吧,与其他废除死刑的国家地区不同,我们需要死刑,离不开死刑,简单的说,我们得了“离开死刑就会完蛋的病”。

10月 112008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勒庞

随便翻开一本关于社会心理学的书,都会在其中发现,对于群体都没有什么太高的评价,相对于个人,甚至直接把群体看成是愚昧无知的象征,按照勒庞的书名,群体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对于群体,按照勒庞的说法: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所做出的选择不会比个人所做的决策更靠谱,反而,群体在更多的情况下会做出冒失的决策,专业点说,叫做“群体极化”,麻省理工学院的斯托纳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引用《社会心理学》(第八版)的话,
群体思维往往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1,产生无懈可击的错觉;2,对群体道义的无可置疑。
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变得越来越接近
:1,群体以群体决策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挑战;2,陷于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于不成气候。
群体还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1,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计划和设想提出疑问的人;2,不去破坏一致性的这种自我潜意识压力会导致一致同意的错觉;3,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

莎士比亚以凯撒的拥护者们的一段对话,描述了观点相同的群体所具有的极化力量:

安东尼:善良的灵魂啊,当你而不是我们凯撒的衣袍被损坏时,你为什么会哭泣?你来看看吧。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被叛徒弄伤的他。
市民甲:多么可怜的景象啊!
市民乙:高贵的凯撒啊。
市民丙:真是糟糕的一天。
市民丁:叛徒,恶棍!
市民甲:最血腥的景象!
市民乙:我们要报仇!
所有的人:报仇!就在附近!去搜查!烧吧!防火吧!杀吧!不能让任何一个叛徒活着!

以上就是人以类聚的后果,远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艳丽,而我们却经常对此视而不见,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团队精神“,却完全不去顾及着硬币的另一面。至于说简单的群体都如此可怕,就更不用说一个由多数人组成的群体了。对于此,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多数人暴政”的描述,在“多数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的原则”下(这是卢梭的观点),很容易就可以推导出这种模式的弊端,多数人利用人数优势来迫害少数人,这种例子屡见不 鲜,从苏格拉底之死到红小兵的泛滥,从希特勒被德国人拥戴到解放前的“土改”,无不闪烁着“多数人暴政”的光芒,对于其中部分,我们至今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当然,否认群体的力量也是不明智的,就像在群体中,奔跑着会跑得更快,观众会笑得更大声,捐赠者会更加慷慨……我们也经常喜欢安慰自己说:三个臭皮匠,能胜过诸葛亮。而真的想要胜过诸葛亮,是需要在其中精心组织,才能将群体的优势发挥出来。而最关键的,是不要忘记组成群体的是一个个个人,而支撑这些群体中的个人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唯有如此,方能将群体的力量发挥出来。

群体可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坏的,所以我们最好能够明智而有目的地选择群体的影响。幸好,我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