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192016
 

一、背景

长期以来,“微信”的拼音域名“weixin.com”都不在腾讯公司手里。近日公布一份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公布的裁决文件显示,经该中心裁决腾讯获得域名了“weixin.com”。而“weixin.com” 域名当前的持有人,在裁决后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持有域名不构成侵权。

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weixin.com”域名的前途仍然扑朔迷离,但并不妨碍借此案件对域名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一些梳理和解读,也算是为企业在处理域名相关事务时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

二、裁决

1.机构

此次“weixin.com”裁决中,腾讯所选择的争议解决机构是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sian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的香港秘书处。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是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2002年联合建立的机构,位于香港,并在北京、香港、吉隆坡与首尔设有办公室(秘书处)。本次仲裁就是由香港秘书处做出。

关于域名的争议解决,通过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来处理是一条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快捷的途径,而裁决机构的选择需要根据域名的类型来确定:

  • 像“.cn”或“.中国”这样的中国国家域名,如果出现争议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负责解决。
  • 对于“.com”、“.org”或“.net”这样的通用顶级域名,出现争议则是依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及补充规则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批准的机构组建专家组进行仲裁。

本案的“weixin.com”就对应第二种情况,即通用顶级域名的仲裁,而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正是ICANN所认证的机构。

2.审理

在本案中,“weixin.com”最早在2000年由案外人注册,后该域名的持有人历经多次变更,到2015年转移至本案当事人Li Ming手中。

腾讯公司在2011年初推出“微信”,并在中国大陆成为知名的商品或服务。但是,在中国大陆,腾讯公司在与微信功能联系最密切的几个分类中却没有注册到“微信”的商标(这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案件),也没有“weixin”的商标 。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4(a)的规定,该争议的关键在于:

  • “weixin.com”是否与“微信”的标记相同或相似,容易引起混淆?
  • 被投诉人是否对“weixin.com”享有权利?
  • “weixin.com”是否被恶意使用?

如果以上三个问题的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weixin.com”应由腾讯公司所持有。在最终的裁决中,多数专家(两位)对以上三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即认定“weixin.com”应转移给腾讯公司(具体论述参见公布的裁决文本),有一位参与仲裁的专家撰写了反对意见。

域名尽管有“.com”、“.org”或“.net”这样的分类,但是不同于商标有45个分类,域名中最具有价值的始终是“.com”,因此导致域名异常拥挤。对于国内常见的拼音域名,因为一个拼音往往能够对应不止一个汉语词语,像“weixin”就可以对应“威信”、“违心”、“唯心”或“魏新”等不同词语,如果有在先的产品或企业叫做这些名字并注册了域名,那么腾讯就很难去主张域名的在先权利。在“周立波域名案”【(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55号】中“zhoulibo.com”的持有人就以该域名是纪念著名作家周立波为由进行了抗辩。

三、诉讼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的 规定,如果对裁决结果不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进行仲裁,并将案件受理文书的副本提交裁决机构,否则裁决结果将被执行。

法院处理域名有关案件,会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2001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该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域名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则:“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该域名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海淀法院受理了“weixin.com”域名当前持有人所提起的诉讼。但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或许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来审理更为合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案件是确认之诉,要求法院确认原告有权继续使用“weixin.com”域名。实际上,原告所起诉的是要求法院确认自己没有侵权,这是民事诉讼领域中非常罕见的一类诉讼——确认不侵权之诉。确认不侵权之诉也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种独有诉讼类型。

我国的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制度肇始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后在在2008年4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这种诉讼类型。简单来说,确认不侵权之诉是一种消极确认之诉,兼具侵权之诉与确认之诉的性质。

在案件的审理中,关键一点在于判断“weixin.com”域名持有人使用该域名是否具有恶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中,对于“恶意”的判断有明确的标准(可能与本案有关的):

  • 为商业目的注册、使用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原告提供的产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其他在线站点的;
  • 曾要约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 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

以上因素都需要法院仔细判断,无论本案件审理结果如何,都注定了会是一个艰难与漫长的过程。

四、经验教训

本次香港裁决的结果看似是腾讯的一次胜利,实则是亡羊补牢,只不过补的漂亮一些,把早该进行的工作补上而已。而且这也不是“微信”的品牌第一次面临如此窘境,截至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腾讯尚未在关键的第9类(计算机软件)、第38类(电信)与第42类(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中拿到微信的商标。以腾讯法务团队的强大实力,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显而易见,微信的品牌管理出了问题,而且腾讯不再有拿下qq.com时的好运气(2003年花费6万美元购入)。

商标或者域名的价值毋庸多言,当然是越早下手越好,但难免会遇到商标、域名、企业名称或商号被他人提前“占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关企业直接出面收购多半会被索要高额的转让费用,通常的选择就是通过第三方(比如管理人员以个人名义)来与域名持有人洽谈,避免表现出对域名过高的兴趣。当年苹果收购IPAD商标时,就是委托律师组建了一家名为I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的公司(公司缩写即IPAD)去与唯冠洽谈,导致唯冠几乎低价卖掉了所有IPAD的商标。

当然,收回域名最正规的渠道当然是通过裁决机构进行,如果准备得当,加之域名持有人放弃抵抗,这甚至是效率最高的方法了,只需要若干投诉的信函就可以解决域名纠纷。但是如果遇上域名持有人有效组织抵抗,利用司法程序拖延数年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也是很多企业选择高价收购域名的原因,当然更是“米农”们囤积域名的希冀所在了。

域名是互联网时代的门牌号。门牌号的价值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但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门牌号挂到别人的家门口去。

2月 022016
 

一、好电影

电影Spotlight 讲的是一个关于调查记者们的故事。在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美国波士顿地区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的事件,令人震惊的是这一事件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个案,而是普遍、成系统性存在的丑闻,涉及近百神父以及上百受害者。

这一事件震惊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在当时热播的美剧The Practice(《律师本色》)第七季中就清楚地反映了该丑闻在波士顿造成的影响,剧中的主角Bobby因此选择脱离天主教会,该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披露这一丑闻的,正是《波士顿环球报》的“聚焦”(Spotlight)栏目,也正是电影的片名。

电影Spotlight 讲述的就是《波士顿环球报》“聚焦”栏目披露这一丑闻的经历。对该电影的质量我毋需多言,该片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6项提名已经是对电影实力的最好说明。这6项提名包括:最佳电影剪辑、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与最佳影片,无一不是重量级奖项的提名,足以说明影片的优秀。

二、由调查记者到律师行业

引起我注意的,其实是在知乎上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方可成(前《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该电影对调查记者的介绍,发现他所介绍的内容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或许也正是可以借鉴的。就像我之前说过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可以借鉴咨询行业的SWOT分析法一样,律师们同样可以借鉴调查记者的工作方式,因为法律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发现事实。

在方可成的回答中,简述了调查报道的成功的几个因素:

  • 团队合作:团队就像是一支球队,Spotlight栏目负责人更像是教练的角色,团队也需要不同的角色。律师团队亦然。
  • 完善的资料库:《波士顿环球报》非常重视对以往报纸的收集、整理。律师办案通常都会对某以法律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资料在案件结束后不应该被放入档案室束之高阁。对于案卷,应当分明别类进行整理,或者委托专人或专业机构进行整理,以方便日后调取案卷中的内容。
  • 不停地整理、不停地看资料:按照老六所说: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依此类推,好案件都是聪明律师下笨功夫做出来的。处理案件同样需要律师们不停地整理、查阅案件的事实资料、法律依据,这些都是笨功夫。
  • 线人:人脉关系网,良好背景可以给调查记者带来的优势,会让别人高看一眼。律师工作与调查记者一样,都需要与人打交道。同样需要倚重人际关系,校友网络、律所、加入的民主党派都是可以拓展人际网络的基础。
  • 采访技巧:调查记者在工作时,通常需要说服不愿接受采访的人开口,这其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脸皮厚,另外还有一些技巧:(1)暗示自己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只缺少对方这一环,改变“说了也没用”的心理;(2)暗示已经找了另一方,如果不接受的话对自己不利;(3)强调社会意义,良心;(4)利用带入,让受访人对案件情况感同身受。而这些技巧,律师们在与证人们打交到时正好运用,简直就是邀请证人出庭的指南。
  • 利用法律:对于媒体,需要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反过来,对于法律行业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媒体,比如近期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的“快播案”中,对庭审的网络直播让媒体、自媒体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 旁观者视角:对于波士顿地区的神父猥亵儿童事件,很多当地人都有所耳闻,但真正下定决心披露这一事件背后体制问题的反而不是波士顿人,而是《波士顿环球报》从集团“空降”来的主编。在法律实务方面,许多外国律所都会设有首席运营官(COO)的职位,这一职位往往由非律师担任,分管行政、财务整合、人力资源等方面。比如近期从金杜律师事务所离职的Rachel Reid就是这方面人才。管理人员专业化也是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之一。
  • 报社的投入:波士顿环球报》能够容忍一个精英小组在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进行调查。对于律师工作来说,部分案件的处理也需要投入高额成本,尤其是风险代理,甚至需要整个律所投入资源,这就需要对能够承接案件进行综合考虑成本因素。在美剧里面甚至有为律师事务所提供融资的服务。

三、律师行业的可能性

2016年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该《规定》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等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律师有关申请权等诉讼权利以及人身安全的保障。

原本律师职业相对于其他职业就有一些特权,比如可以去调查个人的户籍信息、企业工商登记档案、会见案件的嫌疑人。而随着律师调查令的普遍使用或许会开启律师职业的另一种可能性——调查律师。在美剧The Good Wife(《傲骨贤妻》)中,里面的调查员对于案件的审理有时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调查员所发现的证据,会改变、甚至是扭转案件的审理结果。

因为“私家侦探”在我国并不是一份合法的职业。因此,背靠法律、持有律师证的调查员或许是调查“外遇”、企业经营情况及各类事实的最合法的选择。这部分律师会专精于调查事实,与出庭、非诉等领域的律师进行分工配合,利用所发现的事实为己方提供更多有利的证据,或是及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

因此,说不定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所培养的法律人会专长于事实的发现,成为稀缺的法律人才而被各个律所争相邀请也未可知。

四、律师事务所的文件挖掘

有一定年头的律师事务所都会积累大量的案件材料,通常都是大量的纸质文件,既不易检索,也不易整理。这样的文献归档工作较之媒体的文献整理工作来说实在是相距甚远。在电影中,《波士顿环球报》把所有过刊的报道都分门别类,即使没有搜索引擎,也能够快速所需要的资料。而《纽约时报》则把全部过刊扫描上网,我也因此找到过《纽约时报》对李鸿章的采访。

另外,用大量文件淹没对方也是诉讼中的战术,有效的文字识别(OCR)技术是未来律师事务所基础的技术储备。程序检索的工作能力和强度远远超过手动的Ctrl+F(文内搜索功能)的检索能力,大量的文献检索工作只有交给程序去做才是可行的,所以非常有必要开发合适的文内检索程序(有时甚至是需要图像图像检索或者音频检索能力)以协助律师们工作。

这样,档案整理所产生的价值,会成为律师事务所实力的倍增器,尤其是对于新入行的律师,利用已有资料进行学习可以实现快速成长。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停留在技术层次,而是需要律师事务所从体系上重视自己的知识管理工作,匹配相应的人员与资金。

五、法律思维的未来

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 Like a Lawyer)一直都是法律人引以为豪的思维方式,但是,法律行业也面临着来自于其他行业的激烈竞争,吸收其他行业的经验与方法并非是让法律人抛弃法律思维,而是让法律人用更加宽广的视野去审视现实中客户的问题。

或许正如同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Michael C. Dorf所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只有清晰的思路与混乱的思路。

12月 272015
 

时值乌镇正在召开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尽管互联网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一样的事务,但是似乎在忽然之间,互联网成为了各行各业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各种如“互联网+”、“共享经济”、“O2O”、“互联网思维”这样的词汇流行于江湖与庙堂人士的口中。

如此蓬勃兴盛之地,自然会有纠纷,法律也当然没有忽视作为“第五空间”的网络。而对于互联网治理的发展,也经历了“从0到1”的复杂历程。

一、从无主之地到九龙治水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关于推动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点原则:

  • 重网络主权
  • 维护和平安全
  • 促进开放合作
  • 构建良好秩序

要讨论变革需要先了解历史。早期的互联网是一片“无主之地”,电子边疆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John Perry Barlow曾经在1996年起草过一份《网络独立宣言》: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互联网确实只是极客(Geek)的玩具,依靠不同的网际协议自生自灭,但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其中,越来越多的用户投身网络,政治与商业也发现了互联网的价值。

所以,不管情愿与否,现实世界裹挟着各种的法律法规与商业逻辑,上网来了。与早期极客们的设想截然相反,无论是在中国、欧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专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在加强互联网方面的立法,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上的疆域概念越来越明显,网络也越来越像现实社会。

但不同于现实社会,很少有人考虑过互联网到底由谁控制。实际上要清楚讨论这个问题至少需要一本书的厚度,因为有权力控制、影响互联网的力量实在是太多了:

  • 各国政府自然是首当其冲,各个的立法对于疆域内的互联网企业、用户有着直接的效力;具体到我国来说,想要搞清楚哪些部门能够管理互联网实在是一项费力的事情,尽管网信办的成立统一了职权,但是工信部、文化部、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依旧在互联网上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通常国务院的“三定”规定才能划分清楚他们的权限。
  • 另外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如BAT这样的巨头们对于互联网的控制力并不比官方更弱,因为它们可以与用户的交流最为频繁,它们所制定的规则(被称为“网规”)的运用频率可能远高于立法。用户协议的重要性也长期被忽视,实际上像新浪、淘宝、腾讯这样的网站,每天所处理的纠纷数超过国内任何一家法院。
  • 非政府组织常常是被忽视的一支力量,像W3C理事会,互联网治理工作组、ICANN、互联网协会这样的机构对于互联网,这些机构可以决定下一代通用技术,国家间协调,域名分配这样举足轻重的大事。而这其中对于根域名的控制权更是整个互联网的基础权力,也是网络主权的基础。
  • 用户,在互联网权力的频谱中,用户是最为分散的一支力量,但是用户的喜好和用脚投票的能力足以影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如果按照莱斯格教授的观点,对互联网上的行为进行规制,需要法律、准则、市场与代码四个方面共同进行,不能存在偏废。这也意味着法律、准则、市场与代码四个方面也是互联网中的四股基础力量。

所以,如同习近平主席所讲:“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没有法律就无法治理互联网,但单靠法律不足以治理互联网,所以需要“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二、互联网法律的五个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是法律大举挺近网络空间,也是法律自身发展的一次时机,在一本网络法教材中,开篇就提出了五个问题:

  • 全球互联网络的崛起,是给我们了一个需要用新方法去思考法律的崭新范式?还只是一个需要去套用现行法律分类的事件?
  • 网络空间的法律,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内部自发形成?还是必须要由外部强加而来?还有,对网络空间来说,是否可能拥有一套内部的、完全独立于传统现实法律的法律结构?
  • 通过技术构架,可以对网络空间规制到何种程度?这种规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认识网络空间的原则?
  • 日趋频繁的在线互动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平衡?这些改变又怎样影响了我们关于法律制度的选择?
  • 如何思考网络空间内法律问题,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阐述关于法理学的宏观议题?

这五个问题会贯穿在绝大多数与互联网法律问题中,无论是网络实名制、3Q大战、个人信息泄漏等问题都概莫能外。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不认为这些种理所当然的惯性思考是有益的。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答案,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很多时候,互联网已经不再是等待“送法上网”了,而是主动来寻找法律,要求法律提出解决方案,一个一个关于互联网的新型案件就是例子,法院不得不去创造性地找出一些解决纠纷的办法。

三、法律职业的未来与互联网

法律职业有数千年的历史,自古罗马以来经历过无数次的技术革命,也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形态。法律职业曾经利用过造纸术、印刷术、广播、电视、传真、计算机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互联网是最新的一波。

对于法律职业,互联网也充满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在乌镇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

  • 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 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 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 保障网络安全
  • 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这五点主张,需要在相关规则与程序的推动下实现,而法律人正是对规则最了解的一群人。功利一些说,每一点主张其实都是拓展业务的机会。

除此以外,互联网对于法律人也不只是意味需要去学习网络法的相关内容,提升自己的服务的领域。还意味着:

  • 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的效率,比如利用互联网检索,利用云平台同步自己的文件,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与客户及时沟通。
  • 需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服务符合互联网的设计理念,比如名片、网站、微信公众号是否需要进行“扁平化”的设计,排版是否适合在手机上阅读。
  • 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推广自己的服务,比如怎么样才算是高效利用个人网站、微信公证号、知乎、微博等不同渠道,让潜在的客户可以看到自己作为专业人员的价值,是否有必要请专门人员进行维护。

面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变革,法律职业有一点长期不变:“评估旧有惯例对未来的价值,保护那些具有长久价值的惯例,并认真缓慢地改变那些不再适应环境的旧惯例。”这不仅应该是法律人的工作,更应该是法律人的担当。

本文另发于“律新社”。

12月 172015
 

前几天,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版,让裁判文书的搜索变得更加方便了,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毋庸赘言。只是可能少有人会注意到,每一份裁判文书最下方的“公告”内容也悄然变化。

在改版前,裁判文书网公告内容是:

在修改后变更为:

after

为了方便比较,我做了一个表格对内容进行对比:

table

另外,原先在裁判文书网最下端会有声明:

Copyrights © 最高人民法院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本网书面授权,请勿转载、摘编或建立镜像,否则视为侵权。

这一份声明也悄然变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实际上,网站上的公告与声明具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甚至可以说是大量互联网相关法律关系的基础,只是很遗憾,这种单方声明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都被忽视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也不例外。根据著作权法,裁判文书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最高院没有权利去禁止他人对裁判文书的复制、镜像、传播、转载、摘编。

此次改版,裁判文书网不仅让网站本身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也减少了对裁判文书使用的限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步不小的改变了。

11月 192015
 

通常来说,法律服务平台都会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考虑如何让用户获得更好的法律服务,更好地解决社会获取法律服务难的问题。为了增强用户的信心,平台通常会规定相应的付款、退款条件,比如承诺“不满意就退款”之类,百般照顾用户的利益。

但律师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员的利益同样不容忽视,平台上专业人员的水准直接会决定用户的满意程度,如果平台的规则对用户太过宽容同时又对律师太苛刻,可能会导致律师用脚投票。具备专业技能的律师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法律服务不同于其他服务——熟练“手艺人”之间所提供服务的差异不大,而不同律师所提供的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因此,一个合格的法律服务平台不止应在用户的角度考虑如何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也应该在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律师。

一、当然是案源

随着法律服务平台层出不穷,律师行业已经开始焦虑获取客户的渠道和入口被法律服务平台控制,也开始害怕法律服务的定价权被他人把持,届时律师就只能任“平台”宰割。但是,很多律师又寄希望于法律服务平台可以提供更多的案源,所以很多律师对于法律服务平台所抛过来的橄榄枝并不会拒绝。

但是,法律服务平台所能提供的案件未必就是律师们所期待的类型,平台所能提供的往往只是关于“家长里短”的“民一庭案件”,有部分平台可能还会专注提供一些初创企业的法律服务,从各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案件类型都算不上丰富,从已有的网上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法律服务的平台设计越是便于使用,所能提供的法律服务就越是基础。因为如果一个平台设计在手机上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那么问题也多会是用户随意想到的简单问题。相反,如果平台设计到需要用户正襟危坐,认真考虑以后再进行发问,这种流程上的设计会过滤掉一些“随意”的咨询。这对于法律服务平台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需要平台进行平衡取舍。

随意提出的简单的法律问题,也往往是语焉不详,简单描述自己的问题,律师们的回答也多是复制、粘贴法条并留下联系方式,要求用户细谈。这样的交流模式对于用户及律师来说都算不上高效,律师也不应该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此类工作,因为这是人工智能甚至是低成本的人力就可以归纳总结的事情。律师利用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应当超越检索法条的工作,这就需要平台去谨慎设计流程。

二、信任的来源

在线法律服务的平台(如在线提供商标注册或合同起草)为了保证自己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权威性,有时会宣传自己平台上服务人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比如“知呱呱”宣传自己所提供专利服务是由“资深专家团队”完成,“简法帮”宣传其合同制作是“源于顶尖律所专业律师团队的智慧结晶”,“法率网”的法律咨询服务据其宣传是由“自建全职专业法务团队”提供,不一而足。这些宣传的内容一旦出现夸大,那么就会构成虚假宣传,在这些网站上挂名的律师(代理人)也多会受到牵连。

信誉是法律服务平台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仅站在用户的角度如此,站在律师的角度更是如此。对于以律师推荐为主要业务的法律电商来说,不虚假宣传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帮助用户去信任律师。传统上,客户选择律师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 声名显赫
  • 能力卓越
  • 熟人介绍

律师向来都把互联网当作重要的宣传阵地,竭尽所能将自己的资料上传到网上。而在搜索引擎尚能统治互联网流量入口的时候,做好律师信息的搜索引擎优化就成为法律服务平台的一项重要工作,确保自己平台上律师的基本信息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被优先搜索到。

因为用户对律师的能力难以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借助于律师的头衔、学历、服饰等外在因素来判断。而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布,将律师个人信息与参与过的案件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推荐律师时的标准配备,尽管裁判文书远不能反映出律师的真实能力,但数据总是聊胜于无,裁判文书恰恰是律师可以拿出示人的工作成果之一。正如同IT行业流行的一句话:“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律师行业以后可能也会说:“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ase”。

三、更了解律师

熟人介绍也是律师们重要的案源之一,熟人会介绍自己认识的律师通常都是出于对该名律师的了解和信任,而法律服务平台所需要做的,就是比熟人更加了解律师。因此,法律服务平台不应只是律师的宣传板,更应该提供真实可信的律师信息。以法斗士为例,目前网站上可以提供的律师资料有:

  • 所处地区
  • 执业时间
  • 用户评价
  • 以往案例
  • 擅长领域
  • 不同类型案件的胜诉率
  • 司法经历
  • 任职律所
  • 律所职务
  • 教育背景
  • 同行推荐
  • 律师文集
  • 律师简介

这样的多维度信息可谓相当全面,当然前提是要保证这些信息是真实可信的,这需要平台采取避免律师造假的措施。如果只是单纯请律师来填写自己的执业信息,那么难免会有律师夸大自己的经历,这在传统律师行业中屡见不鲜。比如执业两年的律师号称自己是资深律师,普通高校本科的学历号称是名校硕士毕业,甚至是把夸张的胜诉率讲给客户。这样的行为不仅会导致平台的信誉下降,更会损害所有律师的生存环境。

实际上,平台甚至需要比律师本人更加了解自己,需要知道律师擅长案件的类型,了解律师的合理收费区间,并且推荐熟悉领域的案件给相应的律师。通过对已有的数据的分析来向律师有针对性地推荐案源,帮助律师选择合适的案件,更是帮助用户用户选择合适的律师。在这整个流程里,不同于大多数网络服务要“消灭”中介,法律服务平台恰恰是要创造一个中介平台,以降低律师与用户双方选择的成本,也消除双方都存在的不信任感。

在英国的律师制度中,设有专门的Barristers’ Clerk职位,若干名出庭律师会雇佣一名Clerk,Clerk负责向律师们介绍合适的案源,帮助律师制定职业规划(当然这只是Clerk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这些Clerk通过长期接触律师,了解不同律师的风格和擅长的领域,可以把合适的案件推荐给合适的律师。而对于推荐律师的法律服务平台来说,就应当充当Clerk的角色。平台通过数据和既往信息对律师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将合适的案件推荐给律师,以帮助律师的职业发展。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在法律服务的细分领域给出详细的职业建议,比如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该参加什么样的会议,标出潜在的客户在哪里。

四、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

目前,除了那些有律师事务所背景的法律服务平台,大多数法律服务平台都选择了与律师进行直接的合作。这会直接致律师于违反律师法及职业道德的风险之中。《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另外,如果律师绕开律师事务所与用户建立法律服务关系,就必然会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在管理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们不太可能会允许自己律所的律师拿着所里的招牌,私下收费提供法律服务,因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与“黑律师”无异。

对于平台来说,与律师个人合作所带来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包括税收、发票以及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否则如交通部对专车的管控一样,只要司法部下达一纸禁令,法律服务平台的发展就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从合规的角度来考虑,法律服务平台与律师事务所、而非律师来进行合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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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无讼阅读上的律师合作信息

当然,法律服务平台对于个人律所来说可能正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法律服务平台有机会帮助个人律所实现优势互补,让“散兵游勇”们有机会形成合力,打破个人律所的瓶颈。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甚至会成为法律服务的需求方,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律师去进行援助,比如在“无讼阅读”的“喊话”栏目中,就有不少律师寻求律师援助的需求。随着法律服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需求自然会与日俱增,而个人律所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之一。

五、平台的价值

法律服务平台如果只是以“提供案源”来吸引律师,那么这多少都没有意识到法律服务平台所具有的潜力。对于律师来说,平台不止可以提供案源,更可以帮助律师在法律职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平台没有道理不去挖掘、培养每一位律师的潜力与能力,并且竭尽所能为这些律师提供能够赖以生存的案件。随着法律服务价值的日益提升,优秀的律师资源一定是各方势力所争抢的对象,毕竟我们身处在一个“人才最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