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032016
 

又到一年毕业时,在最低就业率阴云的笼罩下,法学院的毕业生们又要像往年一样走向工作岗位。理论上律师作为法律行业的代表,理应是法学院毕业生的优先选项。但实际上,律师行业并没有能力吸纳那么多的毕业生,无论中外都是如此。

之前在无讼阅读上讨论过“实习律师是否应该拿工资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实习律师如果是来学习就不应该拿工资,这种观点想必会令许多毕业生心寒。而我的观点很明确:不仅应该发,而且应该多发,否则律师这个行业就没有希望了。

一、法学院毕业生悲惨世界

从律师行业可以听到太多的对法学院培养出的学生的抱怨,抱怨法学院的教学与法律实务工作脱节太远,导致律师事务所不得不从头开始培训法学毕业生们。而大多数律所培养新人,是以一种近乎“学徒-师傅”方式进行培训。基于这种“学徒-师傅”式的培训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实习律师的低工资成为常态,甚至有些律师认为实习律师不应该领薪水。

君和主任肖微在谈青年律师培养时就专门提到“做律师一定要踏实,稳定,心态要好。 不能老想着发大财,急功近利。 ”而在谈论律师助理的薪酬问题时,也有人认为“在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里,尽管可能认为自己物有所值,但助理一般是拿不到自己希望的薪酬的。在律师助理这个阶段,你越认为你的薪水和你的能力成反比,你就越应该审视自己的心态和处境!……不要过于看中你现在拿多少工资,律所不会违背价值规律发薪水。在助理所处的阶段,对大部分律所来说,暂时还不可能有很高薪水的待遇。 ”

所以,我们听到了律师行业太多的令人咋舌的低薪,也见到了太多的法学院毕业生因为律所的薪资问题而心灰意冷。但幸运的是,并不是只有律师事务所才有能力吸纳法学院的毕业生,其他行业并不拒绝法学院的毕业生。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2015届毕业生为例: 2015届硕士研究生11个专业共就业131人。硕士研究生就业去向以金融机构、咨询机构、公务员为主。银行24人,证券、基金公司20人,保险公司6人,期货公司1人,其他金融机构13人,律所19人,会计师事务所6人。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进入其他企业工作的25人。去律所就业的法学院学生只占全部就业毕业生 的14.5%。而上财法学院2015届本科生,选择去律所的只有可怜的1人,与之对应去银行的则有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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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2015届的硕士毕业生(包括全部专业),有194人(11.47%)的毕业生选择去律师事务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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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看上财法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的就业情况,或许会认为法学院的毕业生很少进入律所。不过再看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15年的就业情况,会发现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毕业生对律所还是青睐有加的,近一半(47%)的毕业生选择去律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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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2015届的硕士毕业生中(全部专业),也有37.13%的毕业生前往了律所工作,律所是华政毕业生们就业的首选。

北大国际法学院与华政的毕业生大量选择了去律所以外,而上财法学院与中国政法的毕业生并没有太多人流向律师事务所。可以确定的是,这四所法学院(学校)在国内都可以算是名列前茅,法学(研究生)毕业生的素质在国内都至少在平均线以上。

对于这样的统计结果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或许是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太高了,刷掉了大多数希望进入律所工作的法学毕业生,因为北大国际法学院与华政的毕业生们还是热衷于选择律师职业;但也有可能是律师事务所的吸引力不足,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对法学毕业生(比如中国政法或者上财法学院)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二、黑暗森林中的人才危机

与律师事务所抱怨法学院毕业生需要再培训才能上岗形成鲜明对的是,大量的行业对法学院毕业生发出了邀请。比如以财经专业见长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们显然就是更青睐于金融企业。而在我所就读的法学院,实际上也是有大量的毕业生们愿意进入薪水更高的金融行业,比如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我之前在西安硕士毕业时,进入律师事务所的同学们也是寥寥无几,反而进入银行、保险公司的人更多。

吊诡的是,不符合律师事务所期望的法学院们反而培养了一批可以进入金融行业的毕业生,莫非是法学院里面混进了奸细?

金融行业招募的法学院毕业生,并不指望能够直接上手工作,而是会提供一套培训机制,经过培训再安排上岗。而因为工作分工的特殊原因,金融业天然可以提供比其他大多数行业更高的薪水。实际上,对于律师行业来说,大量的优秀人才被能够在毕业后立即获取较高薪水的金融行业抢走了。与律师行业共同竞争的还有行政部门,法学院的毕业生们作为考试好手(如果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话),参加公务员考试也算得上是驾轻就熟了。

律师行业是严重依赖于专业人才的行业,甚至可以说专业人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最重要的资产,但作为行业来说却对新入行的人才开出了令人羞耻的底薪,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第一流的人才能够创造第一流的价值,二三流人才的表现也许只是及格而已,进入一个行业的人才的基数越大,才越有可能有更多第一流的人才。实际上,法学院顶尖毕业生们的选项从来就不会只有律师行业,像金融业、公务员天然就对法学院毕业生们具有吸引力 。如果律师行业对法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的不具有吸引力,那么整个行业势必走向衰微。

而想要吸引到优秀毕业生,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提高薪水,当然像是办公环境、律所文化、成长空间也是需要律所的吸引力之一(参见《律师事务所怎样才能吸引人才?》一文)。

三、遥不可及的美丽新世界

咨询业在分析行业竞争战略时,有时会使用“波特五力模型”进行,该理论认为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争规模和程度的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综合起来影响着产业的吸引力以及现有企业的竞争战略决策。五种力量分别为:

  • 同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
  • 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
  • 替代品的替代能力
  •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 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对于律师业来说,法律服务并不需要太多的供应商,最重要的供应商就是律师本身。大多数的律师(毕业生)在面对律师事务所时并没有议价的能力,但一流律师(毕业生)总有办法去用脚投票。而这直接会影响到律师行业的竞争力。

就业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用人单位在挑选毕业生,毕业生也在挑选用人单位,那些对于专业不那么敏感的行业时刻都在觊觎着法学院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对律师事务所来说,最残酷的一点在于律师行业并不是法学院毕业生们的唯一选择,甚至法律行业都不是唯一的选择,律所并不能够从容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筛选。律所在选择新人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其他行业的竞争,其他行业的高薪、福利无不在吸引着第一流的法学院毕业生。

诚然,大多数法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并不具备直接上手律师工作的能力,但又有哪个专业的毕业生具备这样的能力呢?但凡能开出优厚待遇,多半是因为看好所招揽人才的发展前景,而不是指望新人的劳动能够立即与报酬相匹配;或者是有办法让新人具有即战力。这些都是律师行业所欠缺的。

律师业给法学院毕业生开的低工资实际上是传统“师徒思维”作祟,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中国的律师行业发展时间短,严重依赖于“师徒”这样的传统培训模式,大都没有形成一套适应工业化甚至是信息化的社会的培训体系。显而易见,新律师的培训不能够只停留在跟随师傅学习这样的传统方式上,也不能够指望律协所提供的杯水车薪般的培训。简而言之,有效的培训是建立在有效的知识管理的基础上,只有善于整合资源的律师事务所,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彪悍的能力传授给毕业生,而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更是吸引第一流人才最好的筹码。

当然,总有律师事务所能够意识到了新鲜血液的价值,开出了与毕业生们所能在短期内创造价值不相匹配的高薪,而这些律所也理所当然收获了更多更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那些舍不得开高薪的律所/律师,只能够去抱怨法学院培养模式了。

四、位置决定脑洞

在知乎上答题都有一个习惯,总要说明一下“利益相关”,以显示回答之客观。

我主张应该给法学院毕业生高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在乎律师行业的死活,而是我明年就面临毕业,打算投身于律师业(当然不是我唯一的选项),希望有机会获得一份不错的薪水,所以我才有此呼吁,希望能够让这微不足道的一点呐喊能够改善一下我未来可能的薪酬。

如果真的如此,那也算是让我没有白费功夫,书写此文了。

4月 292016
 

一、背景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是民事诉讼中较为特殊的一类诉讼,以确认没有侵权为诉由,要求法院确认“不存在”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所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案由,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仅有的确认不侵权诉讼。因此,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在我给民事程序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确认不侵权制度的运用却非常少,以“确认不侵害”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在2015年仅有51起案件,2014年仅有41件(图1)。而根据最高院发布的《2015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全国法院在2015年新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就达到109386件。显然,律师们忽视了这一独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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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确认不侵害”的年份分布情况

二、历史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确认之诉,消极确认之诉的前身是德国1793年普鲁士法中规定的“起诉催告程序”,是一种让义务人出面催稿原本作为原告的权利人尽快起诉的程序。19世纪末,消极确认之诉得到普遍承认,并在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规定。

我国的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制度肇始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在该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通过批复的方式认可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的适用:

由于案件中被告向销售原告的商家发函声称原告的产品涉嫌侵犯专利权,导致经销商停止销售原告的产品,给原告的利益带来了损害,原告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原告在起诉中,有明确的被告,也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因此,法院对本案应当予以受理。

在2008年4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2011版的也是同样的规定)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分为三个类型:(1)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2)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3)确认不侵害著作权纠纷。涵盖了专利、商标与著作权这三种主要的知识产权类型。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虽然只是确认没有侵权的民事程序制度,但该制度可以使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作品、产品、以及商业标志的使用、宣传提供了新的纬度的保护,也可以防止他人因为滥用警告来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知识产权的运用。

三、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的性质

明确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的性质,是对有关诉讼问题进行更深入讨论的基础,在明确了诉讼性质的基础上方可安排管辖、举证规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兼具侵权之诉与确认之诉的性质。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应是一种确认之诉,也是侵权之诉,二者并行不悖。大多数情况下侵权之诉都属于给付之诉,但在侵权之诉的认定中会包括确认之诉,确认是否侵权。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属于确认之诉中的消极确认之诉(或称否定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的诉讼。同理,消极确认之诉是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的诉讼。

四、受理条件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的受理条件需要首先符合普通民事案件受理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案件的受理条件:(1)提诉讼的原告需要是与本案有关的主体;(2)需要有明确的被告;(3)需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相关的事实、理由;(4)需要属于受诉法院的管辖。

民诉法意义上与诉讼有关的主体,在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应指收到知识产权权利人寄送的要求停止侵权的律师函或警告信的一方,或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发送警告(公开)信中要求停止侵权的一方。由此,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案件除了要符合一般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还需要提起诉讼的主体收到了侵权警告,且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侵犯知识产权。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还会加上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诉讼为起诉或受理案件的条件。这里的合理期限并不算太长,根据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对确认不侵犯专利诉讼的合理期限进行了规定:“权利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的警告,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自权利人收到该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或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诉讼,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其行为不侵犯专利权的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五、管辖

诉讼管辖的法院是决定诉讼成本等因素的重要元素,如果能让合适的法院受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案件,那么既可以为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并且可以尽可能方便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因为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具有侵权之诉与确认之诉的双重属性,因此法院可以按照两种诉讼类型的管辖规定进行管辖,也给了原告一定的便利,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法院,当然被告也有同样的权利对管辖法院行异议。

(一)确认之诉管辖

以确认之诉提起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可以根据一般管辖的规定进行管辖,即根据被告住所地来确定管辖法院。这不仅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

(二)侵权之诉管辖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旭阳恒兴经贸有限公司专利纠纷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中表明:“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属于侵权类纠纷,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由此可知,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均属侵权类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侵权类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法条中的被告人住所地已经非常清晰的规定了管辖地,在常州常荣电器有限公司与宁波生方横店电器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4)常知民辖终字第1号』中,法院就认为“因确认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属于侵权纠纷,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根据知识产权案件侵权之诉管辖的规定,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使用、侵权实施地等多个地域都可以管辖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案件。这可以方便收到侵权指控的原告选择有利的法院进行管辖。

这也就是说,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可以在被告人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地提起管辖。而侵权行为地通常包括原告所在地,因此为了减少诉讼成本和避免可能的诉讼风险,也可以选择原告所在的产品制造、使用地进行管辖。

六、一点结论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体系中唯一规定的消极确认之诉,是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环节,也显示了我国法律体系对保护知识产权合法权益的重视。

对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的使用可以帮助企业在收到知识产权侵权指控的律师函、警告信或公开信时,增加手头的应对方案,减少被控对自己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制度还可以促使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遏制知识产权律师函的滥用。

对于知识产权律师来说,使用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不仅意味着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当事人与顾问单位的知识产权权益,也意味着可以扩充自己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的类型,让自己武器库中的储备更加丰富。

4月 032016
 

一、背景

3月31日,人民法院出版社旗下的“法信”(http://www.faxin.cn/)横空出世,提供法律、案例、观点、图书、期刊的检索。同时上线的还有iOS及Android系统的客户端。简单试用了一下,发现“法信”可能是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中文法律检索工具,甚至可以说法信就是中国法律领域的基础设施(如果能免费的话)。

根据法信的宣传视频,法信是最高院牵头的项目,并由财政部提供国资运算建设资金(根据“法信”微信公众号的说法,“法信”平台是国有资本经营资金和出版社自有资金投入开发的),可以说是出身显赫。正是因为法信所具有的官方的背景,也让法信在资料的收集上有了天然的优势。根据“法信”自己的宣传资料,“法信”有一百多人的团队参与研发,历时三年的研发才推出。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就互联网项目来说已经是一个大工程了。

“法信”的首页非常简洁,页面中间的搜索框非常醒目,除此以外就是页面上方的“法信大纲”、“法律”、“案例”、“裁判”、“观点”、“图书”、“期刊”栏目,以及在首页下方还有“高级搜索”的选项,各项功能一目了然,几乎不用看教程就可以方便使用。

二、性能

作为法律数据库,与法信最为相似的算是北大法宝了,都有案例、期刊、法条等内容的检索功能,因此可以将二者放在一起简单进行比较。以法律规范为例,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规范的全面性,尤其是各种部门规则、地方行政法规,非常能够检验数据库的全面性。

简单对法规数量进行对比(数字取自2016年4月3日晚间),可以发现“法信”与经营多年的北大法宝差距并不大,基本是在伯仲之间。因此,对于“法信”检索法规的可靠性有基本的信赖。对于案例的检索,“法信”背靠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获取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在对案例的整理上,法信也毫不逊色于北大法宝、无讼案例等案例检索平台,关联法条、关联案例等功能一应俱全,在功能、排版上堪称无懈可击。

但问题是,“法信”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对裁判、案例、观点、图书、期刊的开放程度有限,仅有法规搜索是,可能目前仅对法院内部人员开放,对于公众来说使用法信还存在权限上的限制。根据“法信”微信公众账号的说法:

目前注册用户能够试用“法信”大纲以及法律文件库的全文,其他知识资源库的内容只能部分浏览。“法信”互联网版正式开放使用后,基础性的功能和内容都将是免费的,版权资源、深加工内容以及部分高级功能将有偿服务。“法信”还将推出针对普通社会公众找法问案的“法信”社会版,这个版本将完全免费供大众使用。

并不清楚哪些内容会属于免费的基础性的功能,哪些内容属于版权资源、深度加工内容或是高级功能。不过可以预计,至少“观点”、“图书”与“期刊”会属于付费公开的内容,因为这部分内容大部分属于人民法院出版社,而期刊内容的版权则归属于各个刊物。

三、法律研究的未来

一直以来,我都期望能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搜索引擎,把法律资源统一起来,我说的不止是把法规库与案例库纳入其中,更是把工商登记信息、商标专利信息、域名信息、法律媒体信息等法律人进行法律研究所需要的内容全部囊括。想象一下,只要在一个搜索引起进行搜索,就能遍历盖所有相关的数据库,这样的一站式便利搜索会对法律工作带来多么大的便利。

目前来说,像北大法宝与“法信”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北大法宝的缺点在于法规与案例的检索之间太过泾渭分明,需要进入不同数据库反复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而“法信”的优点在于模仿了搜索引擎,不需要在每个栏目重复输入关键词。尤其是查找图书(主要是人民法院出版社)、观点和期刊,对关键词的检索很容易找到大量的资料,这对于法学论文的撰写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对于撰写法学论文来说,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概念进行解释。另外,通过“法信”并且可以快速找到与关键词对应的案例,进行案例分析,这也是法学论文撰写所必须的。

四、无话可说的总结

目前来说,当然是期望“法信”能够尽快在最大范围内将资源免费开放,以方便法律人使用。另外,如果能够将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也纳入数据库,那么真是再好不过。实际上现在各种法律检索工具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提供差异化服务,比如无讼案例更注重案例与律师的关联,理脉更重视对于裁判文书数据的整理。想要提供差异化服务,只能投入资源对裁判文书及法规资源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这注定了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

3月 142016
 

The first thing we do, let’s kill all the lawyers.

——Henry The Sixth, Part 2 Act 4, scene 2, 71–78

对于人工智能,人们总是既期盼又忧虑,期盼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忧虑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的“终结者”,让电影中的可怕场景成为现实。虽然没有人会知道“奇点”(人工智能彻底超越人类智能的时刻)何时会到来,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让所有职业都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

对于法律人来说,哪怕不把视线投得那么遥远,现实一些来说:当法律咨询开始基于IBM的Watson技术,当腾讯财经与新华社开始使用自动的程序写新闻稿,当德勤的合同审查工作开始交给人工智能,当Dentons开始为人工智能程序提供素材……面对这些技术变革,法律人没有理由再置若罔闻。

一、已经降临的未来

2011年,IBM公司的Watson参加综艺问答节目Jeopardy。该节目的比赛以答案形式提问、提问形式作答,问题设置涵盖历史、文学、艺术、流行文化、科技、体育、地理等多个领域。在节目中,Watson击败人类选手获胜,并展现出了对自然语言惊人的理解能力。

Watson的技术后被运用于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多个领域。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公司基于Watson技术开发的智能法律助手ROSS,用以直接回答用户所提出的法律问题。Dentons也意识到了ROSS在法律服务行业中巨大的潜力,开始为ROSS重点提供破产方面的法律数据。

ROSS使用Watson提供的接口(API),结合自己研发的算法LegalRank——一种在Google的PageRank算法上进行改良过的算法。Watson现在可以回答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像“企业破产后是否可以继续经营这样的问题?”ROSS可以立刻给出一个回答,而不是呈现一堆搜索结果。对于给出的回答,用户可以选择“点赞”或者“不同意”,系统会不断根据反馈对算法进行优化。

根据Watson的工作原理,在提出一个问题后,Watson大致上会根据以下原理进行回答:

  •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去理解问题的语法及文本
  • 通过评估问题所有可能的含义来确定问题是什么意思
  • 从数以百万计的文档中找出数以千计的可能答案
  • 收集材料并根据评分算法给所有的材料进行评分
  • 根据支持材料的评分对所有的答案进行排名
  •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种回答问题的思路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实际上这就是法律人在回答法律问题时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

  • 对问题本身进行理解,拆解成法律问题
  • 进行法律检索,从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及案例中找出与问题相关的材料
  • 根据筛选出的与问题相关材料,结合自己法律知识及经验回答问题

Watson的工作原理就是模仿人类的认知过程——观察、学习、组织语言、处理数据、得出结论,即“像人类一样思考”。不同的地方是,Watson与ROSS的思考速度远胜于人类。并且计算机程序具有几乎可以在瞬间遍历各种数据库的优势,对于人类来说繁复的法律检索对人工智能来说其实无比轻松。

目前看来,这一类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解决法律问题时至少有两个技术障碍需要解决:一个是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另一个是法律人积累的经验、思维方式如何被转化为算法。

实际上,这两个技术障碍并不是人工智能进入法律行业所独有的,而是人工智能在渗透每个专业领域时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在处理法律问题时这两个障碍会尤为突出。

对于第一个技术障碍,人工智能需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理解用现实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并给出基于自然语言的答案,而不只是检索的若干结果。像苹果的Siri或者微软的Contana就是自然语言技术的运用成果。只是在法律问题时,我们的需求会远不止“请帮我找到宪法第X条”这么简单,问题本身就会异常复杂。很多时候律师们在第一次会见当事人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搞清楚问题是什么上,而这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理解复杂问题会更加的困难。不过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障碍,随着各种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所获得的反馈也会越来越来多,有助于推进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的发展。

对于第二个障碍,虽然法律人向来对自己所谓的“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 Like a Lawyer)颇为自豪,但这并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只要能够理解问题的含义,经过对大量公开裁判文书的分析,并不难找出问题所对应的法律依据,如果能够处理得当,人工智能就可以给出一个得当的答案。如果在未来数年真的出现了可以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工智能,我并不会意外,因为司法考试的习题有标准答案(而且大多是选择题),答对并不困难。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真正困难的工作可能在于大量现实中的法律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对于法律问题的解答需要在包括利益、人情、机会等各方面的权衡,需要具有真正理解现实社会的能力,这对经验丰富的律师来说都未必是简单的工作。

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此次围棋人机对战中战胜李世石的AlphaGo的技术上获得借鉴。AlphaGo使用了不止一个“大脑”,不仅可以计算每一步棋的最佳概率,还具有判断棋盘上整体局面的能力,并以此协助每一步棋的选择。因此AlphaGo在策略选择上就具有优势,或许这正是解决复杂法律问题所需要的,对问题本身可以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不过这只是一个思路,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胜于围棋,不止局限于黑白两方参与博弈,甚至有些案件的胜负都尤难判断,诉讼的目的也未必是胜诉。这显然是人工智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然我也期待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借助人工智能来协助工作,反而可以让我们发现法律服务新的维度。

二、法律人的明天能咋样

因为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让法律服务这样的专业服务行业的前景看上去一片灰暗,稍有远见的人都会担心自己的饭碗。即使是不考虑人工智能,对专业知识的整理与归纳就足以让专业的门槛不再高不可攀。以国内的法律服务行业为例,一个叫做“推之”的微信服务账号就可以实现对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以及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的检测,用户可以层层选择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系统则会将预设好的答案告诉用户。这种服务实际上以及涵盖了大量常见的法律咨询的内容,打磨得当的话会让律师免于常见、简单法律问题的咨询。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法律人又能做什么?

在《哈佛商业评论》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叫做The End of Expertise,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果真正的专家在市场上不再具有优势地位,并且传统的展现专业技能的方法被颠覆,那专业人员又该如何?该文章的答案使用了The Trusted Advisor一书中提出的信任公式。信任对于专业服务来说至关重要,可以帮助专业人员更好地将专业知识传达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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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可信度从来都算不上高,不时出现的“律师为何要替坏人辩护”这样的声音就可以见识到人们心中法律人的可信的有几何。而律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可靠性也远不及电脑程序。值得法律人们为之努力的,看上去只剩下亲和力自我定位两项,这两项是人工智能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

所谓亲和力,没有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真正关心当事人的处境。在信任关系中亲和力的表现是客户与律师双方的博弈的结果,机器人与人类推杯换盏看上去尚需时日,这其中的心理障碍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打破。

而所谓自我定位,是指自我表现的欲望。当一个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更多地是为了表现自己能力出众,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那么难免会将客户利益的优先级下调,从而影响到用户对律师的信任程度。专业服务的目的在于为客户服务,而不是表现自我,当表现自我或者是证明自己的欲望越强,那么用户的信任程度也就越低。而现在人工智能程序更多的是为了证明自己足以和人类媲美,证明自己可以做的比人类更快更好。当然人工智能的自我定位问题也会因为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普及而获得改善。

在与人工智能竞争的过程中,我们的专业能力可能终有一天会被程序所超过,但人类的优势是我们人性:我们的直觉、想象力、判断力、同情心这些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有一天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也超越人类,那么人类文明或许就真的走到终点了。但是,不用担心,我们这代人或许都活不到这么一天。在此之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会有新的法律问题出现让我们来处理。

三、人工智能的法律适用

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目前来说被摆在台面上的是无人驾驶汽车的道德与法律问题。今年2月14日,Google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山景城测试时,与一辆公交大巴发生碰擦,无人受伤。Google公司随后表示无人汽车在此次事故中负有责任。美国参议院也将举行听证会,讨论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方向。就连最新一季的The Good Wife中也有一集专门讨论了无人车的法律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会出现需要人工智能产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实际上这并没听上去那么离谱,而且不会超过《产品质量法》的范畴。如果Google无人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中国,那么完全可以适用《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该条文足以应付短期内的人工智能产品的法律问题。

但可能终有一天,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其具有独立性。编写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代码和我们的DNA似乎会有些许相似之处,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表述:

基因也控制它们的生存机器的行为,但不是像直接用手指牵动木偶那样,而是象计算机的程序编制员一样通过间接的途径。基因所能做到的也只限于事先的部署,以后生存机器在独立操作时它们只能袖手旁观。

随着学习能力的完善,人工智能可能会具有越来越高的自主性,厂商对人工智能的控制也会越发减弱,两个初始状态相同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因为学习的材料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那时,再谈论让人工智能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四、总结

目前,人工智能会在合同审查、资料收集、尽职调查、材料翻译等领域为法律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并且在工作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工作现在大多是交给低年级律师或者实习生来完成,因此人工智能会最先威胁到法律行业的新人,这部分人群并不具备从事复杂法律业务的能力,而又需要直接面对来自人工智能的冲击。这种影响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用人模式,减少对新人的雇佣和培养。

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那么率先抢占该高地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无疑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者脱颖而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还不能够做到抛开人类来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是会协助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效率。因此,需要律师们积极拥抱新的技术,这并不是说在朋友圈里写作或者分享几篇人工智能的文章就可以的。我严肃认真地建议法律人去抽时间学习编程(参见拙文《为什么法律人应该学点编程》),了解计算机世界的原理,甚至是参与到人工智能研发工作的中去,至少也需要会使用新技术才算及格。

国外各种关于法律技术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在电子证据管理(Everlaw/Cicayda)、区块链文件保存技术(Factom)、预测案件审理(Juristat)、案例研究(Ravel Law)等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服务工具早已百舸争流,甚至还有各种交流法律技术的论坛(Legal Technology Forum/Legal Tech Asia/ABA TechShow/Legal Tech NY),着实令人羡慕。可能因为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还不够大或者经济利益不够多,关于法律技术的研发远远滞后,法律领域的创业公司多是新媒体或者法律服务平台(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好),技术含量高一些的可能也就是与金杜有关联的“理脉”了。

而对于人工智能的案件,更有可能率先出现在无人驾驶汽车或者无人机领域。对于其中责任的划分不可避免需要对涉及的技术有所了解,虽然短期内这样的案件或许还不会太多,但只要出现就一定会刺激到公众的神经。

最后,借用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经典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Life finds a way),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是拭目以待吧。

2月 22201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表明: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从一个微小的角度来说这个意见会带来的改变:会扩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适用范围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对于在封闭小区内的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

尽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小区内部的交通事故,在适用《侵权责任法》、《刑法》或《道路交通安全法》上仍然不清,物业可能也会承担责任(小区内交通事故,责任如何认定)。比如在小区内开车撞死人的事故,是使用交通肇事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存在较大争议。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区内部道路允许社会机动车同行,而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交通事故将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哪怕是小区业主之间的交通事故,也将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至少在法律适用上,会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