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232009
 

Ex Oriente Lux, Ex Occidente Lex
(光明来自东方,法律来自西方)

用了不到一天时间,lee 读完了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好长的名字:-)。这是一本二十年前的老书了,只是重新包装上市了一下,当然价格也提高了不少。因为不是那种时效性很强的书,所以仍然具有启发性。

本书实际上是在讨论经典无比的“李约瑟问题”,也就是本书的副标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实此问题我也写过一篇与之关联的《那些思想爆炸的时代》加以讨论,只是涉及不深,现在我还是稍微认真一点加以讨论吧。

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我们总对“四大发明”念念不忘,但我们扳着指头算算,其实大多数成就只能算是技术成就,鲜有科学成就,如果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话。我们总是不能够将技术上升为科学,而只能沉浸于“奇技淫巧”之中,形成不了完整的理论。我们只有那些依靠感觉和经验的“匠人”,缺少依靠精确理论支持的“科学家”。

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科技,我们挂在嘴边的例子就是砸到牛顿的苹果,和被瓦特瞅见的开水壶,但似乎是中国人不吃苹果,不烧开水一样,如此简单的解释万有引力的发现和蒸汽机的发明,忽视其成为伟大发明背后的大量科学技术支持,不是“别有用心”还能是什么?更何况,这两个故事的本身也有大大的疑点。

简单的说,“牛顿的伟大贡献并不是他指出了苹果下坠的原因,而是他指出了苹果和星球之间的相似性(汤普逊语)”。至于说瓦特的蒸汽机,是革命性的提高了原来低效的机器,使之可以被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种改进,甚至包括了真空理论,有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支持,并且不断升级。

儒家在汉朝过早的一统思想界使得科学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儒家不可能再吸收其他的思想,正如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下的欧洲没有可能接纳科学的存在。不同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给欧洲带去了变革的动力,使得希腊精神在欧洲复苏。同时,《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也为罗马法复兴铺平了道路,再加上其他条件,使得欧洲有能力突破教廷带来的禁锢。

但可惜中国,尽管本身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但政治上过早的大一统,使得中国不像西欧那样,总会有一个国家,可能去接纳外来的思想和科技,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转。历史其实并非没给过中国机会,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虽有徐光启的翻译,但也不足以给中华文明带来冲击。

文明的轨迹其实早已画好,甚至早在人类来的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大河文明的命运,需要的只是沿着它走下去,尽管地理环境的影响不断削弱,但在早期先哲时代的思想却注定了我们的前进方向。西方轨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打断,中国的轨迹在鸦片战争以后也被打断,现在,到了多轨并行的时代,哪个文明越能够吸收,或者说不排斥其他不同的思想,就越有可能领跑于文明竞赛。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领跑过,希腊雅典的学者们也领跑过,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领跑过,美国的大学教授们领跑过,只是下来,该谁领跑了?

2月 252009
 

当我们缅怀一个时代,往往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那些历经战火保留下来的残垣断瓦,也不是那些传记摆满书架的“伟人”们,而是那些隐藏在时代背后——激荡的思想。

当我们感慨某个人物伟大卓越时,往往都忽视了造就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任何伟人,走上时代的舞台,背后总是有着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即便少了一个他/她,也总会有人来取而代之,推动历史,那样历史走向虽会有些许不同(蝴蝶效应),但依旧会继续它的螺旋式前进(心理史学)。伟人们始终只是时代的代言人,而非引路人。

与那些伟人一样,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思想的影响更深,波及更广。那些千年前的思想,尽管不断的被后人曲解,但现在依旧是我们寻找答案之地,找寻灵感之所。这些先贤们智慧的结晶,才是伟大时代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考察那些伟大时代产生的原因,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通常说来,若是一个平静如水的社会,很难成为伟大思想的温床,因为缺乏去思想的动力,很遗憾,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是这么个状况,没办法,以农为本的社会模式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思想特别活跃的地区,发展农业,经验足矣。

当然,也并非那么绝对。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民国初年的大师辈出,无不被人——尤其是知识人津津乐道。这两个时代产生的原因,都是社会巨变导致价值观的革命。至于说为华人最喜欢追忆的大唐盛世(即便是李敖都想成为唐朝人),细想一下在思想上并未给我们留下太多的遗产,但另一面,社会之开放,对诸多宗教的宽容。对比那些时代,有些项目我们至今望尘莫及,惭愧。

对于西洋来说,思想爆炸的时代,希腊自然是首当其冲,再有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封建贵族没落的那段时期,人文经典不胜枚举,大师奠基人遍布各个领域。本着阿Q的精神,欧洲能有此启蒙,从而摆脱愚昧状态,自然是要归功于我天朝的“四大发明”,没有我天朝,欧洲蛮夷小儿绝不会有革新的能力。如此说来,我们天朝对世界文明着实是居功至伟。

问题是,有如此多宝贝,的我天朝为何没把自己给启蒙,反而让欧洲人给利用了呢?我们用火药来放烟火玩,欧洲人却用来制造船坚炮利;我们用罗盘来看风水,欧洲人却用来航海,扩展殖民地;印刷术和活字印刷到还算是用对地方了,只不过可惜多是用去写八股了。另一方面,欧洲的“奇技淫巧”,比如望远镜,也不远万里,来的中国,只是可惜,如此战争航海利器到了天朝只有被皇帝深藏宫中自己玩的份。

如此看来,一两件甚至大量的发明,并不是文明得以前进,思想得以爆炸根基。在这之下,更深层次的,是民族的文化,传统,习惯,这些都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改变的,没有这些的支持,再先进的发明创造,都不会有用武之地,就更谈不上去引爆那个时代的思想了。

思想的爆炸以技术革命为前提,而技术的革命需要更为广阔的社会支持。100年前,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让中国可以发挥船坚炮利。如此辛苦,但收效甚微,传统中国结构并未有明显的改变。但当代,仅仅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横行,就彻底改变中国数千年来的运作模式,渗入每一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熟人社会转化为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而互联网则让世界的距离感缩的如此之短,几乎可以触摸整个世界。

看起来,似乎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问题是,就算有了东风,也要有人来点火才行。所谓化学条件下的爆炸,虽然不是要求苛刻,但也要符合一些条件才爆的起来。

2月 152009
 

可惜鲁迅死的早(逝世于1936年),假设一下,如果鲁迅先生活的久,活过解放后,会是如何一个情景。当然了,要预测这种事情也轮不到我来预测,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就此发表过若干此意见,我们来认真学习。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据说还有第三次,1957年7月7日:

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不光是老毛,我的朋友胡适之对这个问题也发表过看法: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话说回来,历史从来都没有如果,鲁迅没有机会去证实以上情景,不知该说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12月 222008
 

如果说不同文明的发展真的是有迹可寻,虽说这轨迹应该不会是曲里拐弯,但也应该不至于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想,一定有那么一个交点,文明在那里相遇。不同背景人物的遭遇往往已经足够精彩,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碰撞则是火星四溅了。

对于中国法制史来说,这么一个火星四溅的时代无疑就是清末了,尽管在明朝西方与中华帝国就已经有了广泛接触(利玛窦当时就把西方最先进的科学传入中国)。但是直到清末,中华帝国才开始接纳一套陌生的制度,一个庞大帝国开始沉重的转身,就像是物理学上讲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即便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余波。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逝世,这一年离鸦片战争还有19年,这一年离戊戌变法77年,这一年离辛亥革命还有90年。在这一年,东西方的司法制度有了一次正面接触,起因是一个意大利水手在船上砸死了一个老妇,老妇的家人认为水手是故意为之,而水手的船长则作证说是老妇是不慎落水而亡。这个案件后来被提交官府,结果是水手被处死。

这个案子,让英国等西方诸国意识到,为了更好的保护本国公民,领事裁判权的必要。西方的法律制度,在1821年,就注定了要叩响中华帝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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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2008
 

古时,但凡有些才能,都会写上几句诗,以舒志向。而李鸿章作为其中佼佼者,自然不是例外。网上读的李鸿章两首不同时期的诗作,不禁令人唏嘘啊……

第一首是青年时期的作品:

丈夫执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第二首是临终前的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想到李鸿章,汉奸!卖国贼!北洋水师!丧权辱国!马关条约!洋务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李鸿章早已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了,是一个坏人。任何试图翻案的行为都是“一小撮”所为,任何平反的动机都是“别有用心”。

只是,同样,希望大家能不要忘记,李鸿章也对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说过:

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 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不相信?不相信那个李鸿章口中吐出如此象牙,起初我也怀疑,但直到我绞尽脑汁,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把这份采访的原文找到,我也不由得相信,我们的中堂大人确有如此之见识,证据在那里摆着,白底黑字。

在走向共和里,李鸿章曾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我听了非常有感触。

附:
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全文(中文)
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