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212010
 

这两天抽空看了卡尔·施密特写的《陆地与海洋》,一本偏颇但有趣的书。我并不喜欢看那种观点鲜明(极端)的书,就像这本书一样,把文明的迥异用用地理因素一言以蔽之。 但往往矫枉需要过正,才能中和掉其他观点。更何况,兼听则明,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岂是一两个因素就左右的了的?历史应该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

说起来我也算是“地理决定论”(更倾向于叫影响论)的铁杆支持者了,老早就在博客里写过:“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又更加深切着影响着以后的人们,甚至至今依旧。”毕竟,如果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然这也是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文明之间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人种本身的差别,那么就一定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类所处环境的差别

地理或许是文明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但细致考察起来,绝不是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的因素,比如法律,思想,文化,传统等,在地理的影响下差别越来越大,而科技的不断提高让我们有能力克服地理,地理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但地理在人类文明早期烙下的烙印仍清晰可见:“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但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文明的轨迹(续)》”

以上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书中吧,卡尔·施密特把所有不同的原因归结于观念的不同,把世界史总结为海洋对抗陆地。这样的证明也未免太过简化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说粗枝大叶也不为过。但视角聚焦于观念的力量,就像我开头说的,也不是一件坏事。书中观点结论我未必赞同,但却启发到了我。

海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贸易的便利,船运的优势现在依旧显著。而紧跟贸易的,则是追逐利益的人们,更加复杂的法律制度,更好的教育水平。动物们逐水草而居,人类则逐利益而居。我的这个论断也不免粗鄙,而且我最近也对这个逻辑线索产生怀疑,试图发现影响文明的更复杂的因素。把历史前进的功劳归咎于贸易之上,也是一叶障目了。

其实,如果拿这本书的思路来写科幻小说的话,也是不错的。诸多出色的科幻小说不过是把历史事件换到太空舞台。某天人类或许可以自由翱翔于天际之间,那么人们的思维,哲学,习惯,铁定会发生巨变。

其实,译者的几段话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摘录一二,供大家参考:

水被土包容和束缚。这可从八卦中的“坎”卦中看出:“坎”是水,但从字形上却是“土”褫夺来获得意义的。汉民族作为定居民族,其水源是固定的,亦即河与井。河流虽然流动并促成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交往,但每一地域的人们仍然土生土长,视出外舟旅为“漂泊”和“流浪”,而常年在水上往来的商人更是受到一贯的轻视。

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投身使得儒家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情,这是对社稷的深情:“社”是祭天和祭祖的聚集之所,而“稷”则是大地上扎根的庄稼。

而倘若只知道“水来土掩”的话,这土的力量总会有耗尽的一天,毕竟,最大的陆地不过是海中的一个岛屿而已。

2月 032010
 

但凡在中国大陆地区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上点儿心,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会陌生,至少都听过这个名词。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其特定规律的,marx 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看上去不错,但伯尔曼就不太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法律与革命》中写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身缠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因此,他误解了新教革命,并完全忽略了教皇革命。而且,马克思直接从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中推断人类的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如西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这样一些中间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不知不觉地把西方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

从当代来讲,欧洲文化确实是主流文化,哪怕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如果仅靠欧洲就去推断世界历史,与其说是一叶知秋,不如说是一叶障目。当然,在19世纪的马克思也不太可能在资料占有上现在这么充沛,这么全球化。

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动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看作是阶级斗争动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封建主义的概念对这种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出发点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冲突,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从这种冲突中注定要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从逻辑上看没有瑕疵的推断放到历史中去审视,可能就没那么靠谱了,其实想想,我以前写的那篇《文明的轨迹》,也是在从逻辑上主观臆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也与我对欧洲史不了解有关。

……,不幸的是,“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存在。这留下了一个约3或4个世纪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即欧洲的专制君主制发展了起来。

“独尊老马”的历史思维显然是不靠谱的,历史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灵活得多,当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夹杂进去更是如此。

他(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这样的法则——例如,一下这项法则:每个社会中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关系,这些阶级关系转过来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发展。……。说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和思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不把这些水乳交融般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活方面分成“原因”项和“结果”项,是更准确和更有益的。……。不过,真实情况似乎是,在某时某地经济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政治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宗教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法律的因素较为重要,如此等等。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则是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马克思没有垄断全部真理,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当把头脑中历经数年才建立的大厦彻底推翻,重新来建,一定是一次有趣的体验。马克思和他的理论不再垄断大楼的设计建造,而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砖一瓦,相信这样的大楼才会更加坚固耐用。

1月 182010
 

众人皆知,中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自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以降, 对商业的打压,对农业的重视成为一种习惯。尽管后世不时得有各地的商人(浙商,晋商,陕商)不断崛起,但也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今日,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农业,我每年最重要的春节也是农业社会的节日,农业依旧是我们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中对于商人的鄙视,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自然是把“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小人画上了等号,更不用说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

其实不光是东方,在西方,商人也没有什么好口碑,在中世纪,商人们也被称为“泥腿子”(pieds poudreux),辛苦地穿梭于城镇之中,还要不时受到各位“高贵”的骑士们的欺负,更不用提遍布欧洲的关税。所以说,欧洲商人们的境况并不比中国好上多少,至少在中世纪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希腊有过的商业繁荣与莎士比亚笔下有过“威尼斯商人”,但无论何处的商人都是依靠低买高卖过活,看起来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商人们所能带来的,不光是所需要的货物,还有来自各地的“奇谈怪论”,商人的流动让信息也得以流动。相对于安分的农民,商人也是更难管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天生就会被土地所束缚,而能够束缚商人的只有利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以及中国,领主、教会与皇帝通过土地,牢牢地控制了人们,无论是封建还是集权,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统治者们都选择这种最稳定的形式,通过土地来控制人们。

尽管各地的商人们都不受人待见,但东西方商人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早早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到20世纪末商人们才有崛起的势头。商人阶级在西方不断的受到国王或者是教会的拉拢以对抗另外一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给了商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中国,世俗与宗教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哪里还会给你商人们一些空间。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成了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但随后战争的失利让欧洲丧失了对中东的控制权,进而导致了意大利地中海商人们失去对贸易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英国通过贸易与战争,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强权。

商人们的存在以及势力壮大,对法律需求与日俱增,不过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为以后罗马法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遗忘数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惊讶的发现罗马人早就把法律给商人们准备好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保护的法律,复杂的法律体系甚至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拥有财富,但商人们始终还是受到传统贵族们的鄙夷,而商人们为了抹平这种歧视,要么是把贵族拉下马来,要么是学习贵族礼仪,试图融入其中,或二者并行不悖。一些繁琐的礼仪开始从宫廷向市民蔓延,后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蔓延所以我们今天才习惯于握手而不是作揖,敬礼而不是磕头

当然,商人们的贪婪也把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带到了一起,才让我们有了这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也把中国带给了世界,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屈辱了一点。

而现在,电子商务的发达则把我们带入了“全民皆商”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是商人,按照弗里德曼的话说,现在可是全球化3.0了。或者,只有更高维度的生物才知道商人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何方

10月 302009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卡尔·马克思

把“四大发明”与鸦片放到同一标题里,似乎有对我们“四大发明”大不敬的意思。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luopan 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使其后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可能出现;而鸦片则是十恶不赦,腐蚀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让白银大量外流,并且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至少传统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以上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或许有些许瑕疵,但也差的不算太远。无论如何,“四大发明”与鸦片就像是两把钥匙,分别开启了西方与东方的前进之门。罗盘带去的地理大发现,造纸术(印刷术)带去的文化传播,火药带去了新的战争模式;中国这边,鸦片则意味着白银外流,对外封锁,是与西方接触的开始。

钥匙只能打开其所对应的那扇门,就像“四大发明”只能推进欧洲的进程,鸦片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自己的“四大发明”在本土反而没有什么作为,鸦片在欧洲也没有太大的波澜。真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起步

我们书写历史,已经习惯于塑造英雄人物,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希腊的史诗,各路豪侠总是推拉着历史前进,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帝王史。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如此固然精彩,就连我也认为天才在引领前进,谁又不喜欢人物传记呢?但其中,毫无疑问,忽视了器物发明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多只是作为科技史的内容。

曾经我还犹豫,伟人究竟是引领历史的潮流,还只是抓住了历史的衣角。但我现在以为,在趋势下,伟大人物们只是搭上了顺风车,多他不多,少他不少,无论怎样缺了他都会有人替代。这自然会影响历史进程,但趋势一经形成,就无从改变。

一项发明的影响未必就会立刻显现,而是会慢慢发酵,从出现到普及,经过百十来年也并不稀奇,只是到当代才加速了这一过程,科学与技术转换极快。我们也只是到了现在回首才发现“四大发明”的重要性。认识发明的重要性,需要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支持,而且,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早,铁的发明使用给各个文明带去了一场革命,在铁之前,虽有青铜金属,但限于其物理属性以及成本,仅用于“戎”与“祀”,在其他生产生活中,还在使用石器或者骨器。铁的使用,使得工具升级,人们可以更大规模的耕种土地,修筑设施,就中国来说:更多的荒地被耕作,“井田”消失,道路得以完善,进一步“礼崩乐坏”,诸侯并起,百家争鸣。为何柏拉图,孔子,释迦摩尼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其中就与当时因为铁器传播导致的社会变革有关。

晚些,就轮到“四大发明”与鸦片登场了,这二者打破了僵化不动的社会模式,西方是中世纪,中国是“封建”集权。现代化由此开展。

此时,如果要说哪项发明无比伟大,或许少有器物堪比互联网。尽管其他发明同样改变了人类的文明与生活,但没有一样像互联网这么彻底。互联网几乎就构建了一个完全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中人们的避风港,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之近。我相信,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只是刚刚开始,还有是空间让它去肆意挥洒。祝互联网好运!

其实反过来想想,发明这些伟大器物的,还不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吗?说是发明创造影响历史,倒不如说是那些伟大发明家们在影响历史。不过,不知道那些发明问世之时,发明家们意识到了吗?

10月 152009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走向共和

写文章有一个套路,但凡是要忆苦思甜、苦大仇深一番,必然是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忆,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真是可怜,因为他们要过100多年,李鸿章 才能再站起来。这个年份,这场战争,俨然成为了近代史的开端(尽管很多近代史的著作并非从此年开始),耻辱的起点。

我们无论怎么强调“鸦片战争”的重要性都不会为过,无论是“冲击-回应”还是“中国中心”,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更无论各人心中如何盘算,中华帝国自这场战争以后,开始了缓慢而又沉重的转身。其后百年,鲜血淋漓、人头滚滚,但又人才辈出、百花齐放。可以预计的是,在地球人类文明遭遇外星文明之间,如此时代不会太多。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块一块得倒下,环环相扣,把历史从近代史引入当代史。在诸多骨牌之中,最先倒下的是军事这块,“鸦片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军事上的失败,再加上面对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当然也少不了湘军、淮军这种地方武装给中央带来的压力,以上种种,让军队建设成为了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训练新军(天津小站),建造军工厂,购买火轮船,派遣留学生去学习军事……尽管可能会面对层层阻力,但这些事情又是非做不可,别无选择。

既然第一块骨牌已经倒下,那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军工厂这种引自西洋的东西开始了它的化学反应: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机器生产体系,由此引发民用工业的创建;办军队需要钱,由此引发财政改革和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练兵需要先练将,由此引发近代军事教育的创办;办新式军队需要学习西方,由此引发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变化(《倾覆与再建》,郭卫东,073页)。

打仗永远都打的是钱,原始的帝国财政制度已经无法支持一只新式军队,创造新的税源,鼓励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因为工商也聚集在一起,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上海)。乡土中国,从那时起开始瓦解:农业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散漫的无规律生活方式,逐步被工业社会的快节奏和规律化/制度化的作息方式所取代,都市人开始习惯于上下班制,星期日和固定节假休息制,人们的劳作和休息也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出现,个人必须服从众人,人必须服从机器(《倾覆与再建》,郭卫东,077页)。

另外,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遗憾,当海关“丧权辱国”的落入英人赫德之手后,海关收入不降反升,甚至成为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竟然成为大清后期财政的重要支柱。

新的经济模式会对律法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就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工商也开始兴起,传统诸法合体式的律法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立宪日本战胜专制沙俄,更让人们坚信宪政的力量,宪政的感召力达到“后所未有”的巅峰。接下来,就是中华法系全面衰败,开始了漫长的,到现在尚未完成的学习西方法治的道路。五大臣的考察,法律修订馆的设立,清末大量的立法,无不标志着,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华文明处于下风,很遗憾,但就是这样。

教育体制也随之转型,私塾科举不再盛行,西式的学校取而代之。一大批国学功底深厚,又有留洋经历的大师开始涌现,那个年代的治学至今让人念念不忘,他们的故事我们现在依旧是如数家珍,每每只能怅然为何现世再无大师。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让那个年代成为了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思想高峰。在这里,我可以大胆预测,下一次思想高峰的出现,必是地球文明和外星文明的碰撞,那时也必将群星闪耀。

变革一旦开始就不曾停下,从军事,到产业,到经济,到文化,到法律制度,再影响军事,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循环往复,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完善。多米诺骨牌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块接一块的倒下,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是有人试图在其中略施手脚,但该倒掉的牌,始终还是会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