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282010
 

收拾家里的东西,翻出了爷爷当年许多文件。这些文件都不只是冰冷的纸张,而是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一辈子,纸张的背后,承载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毕竟,每个人都曾作为历史的一份子,见证了历史的前行,时间的流逝。斯人早已远去,事迹也不会像那些风云人物一样广为人知,但作为晚辈,多少我还是有些义务记录下来家族的历史。

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的阴云开始密布,这一年,爷爷他19岁,高中毕业于家乡的蒲城中学。对了,那时他还没有改名,叫做史振中,意思当然是振兴中华。

当年的毕业证书还是悬挂着国民政府的旗帜,孙文就像老大哥一样,在看着你。至于说同学录三颗五角星,再加上两颗心,还有一个戴军帽的头像,不知其中有何寓意,或者就是什么寓意都没有。

在毕业同学录的内,写了一段非常文言的序文,里面许多文字我都需要查阅字典方能在键盘上敲出,其中有些用典更是第一次听说,惭愧啊……以下是同学录序言:

中国有史以来空前之民族战争方告结束,而建国工作百端待举,需才孔亟,社会人士对青年期望之殷更千百于往昔,我蒲中三五级同学适于此时毕业,责任重大自不待言。同忆诸生在校壹志凝神,研求探讨,虽学问之道无穷,要皆以有所得。今后各就所学依其环境与兴趣或升学或就业,共展骥足。本吾校传统之精神,发挥个人素怀之壮志,报效国家,尽力民族造福、人类无几,人人成为有用之才而芳名会将永留于史册,本校亦幸有荣焉。

兹为保持联络藉便,钻研起见,乃梓印同学录,各持一份,卽他年天南海北各赴事机而浏览斯录,仍兴欢聚一堂,无异是诚永久之纪念也谨志数语,藉共勉旃。

李天培

三五年七月于蒲中

网上查了一下,当时的蒲城中学现在还在,只是改名叫作尧山中学,这所学校是由杨虎城将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而爷爷毕业证上的校长李天培,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民国三十三年到任,病逝于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爷爷毕业后一年。

 

中学毕业以后,爷爷进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成为一名法科学生,学习“六法全书”。

1946年的国立西北大学刚刚从陕西城固迁回西安,位于西安西南城角,即为现在西北大学本部校址,说起来我现在也在爷爷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校园里继续学习,虽然本部我去的不是很多。

看注册章的话,只注册到1948年9月31日,并不足以完成学业,后面就再无注册,至于原因以及之后的事情嘛……下次再写了。

6月 052010
 

零九年《读书》第七期有一篇《“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借史华慈的文章提出了皇权为何兴盛于中国的问题,是谁在那里盖上了那块天花板?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对于天花板的构造做了些描述。schwartz 零九年《读书》第十一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虽是对赵瑞广一文的回应,但同样未给予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下中国的天花板未必不如西方的。

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君)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5月 092010
 

今年3月的《读书》上,有篇辽宁师大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毕会成副教授的的《国史分期的困境与世界史》, 用不多的文字描述了这个世界的古代史,其观点颇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味道。以下摘抄部分内容,算是储备资料:

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世界在文明意义上就是亚欧大陆的文明世界,那么,当农耕世界扩张到阶段性自然边界时,与游牧世界的对抗将成为世界变迁史的基本动力。公元世纪后不久,大规模的农耕-游牧对立格局逐渐形成。农耕世界经由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到汉帝国,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连成一条不间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偏南的长弧形地带;与此平行的游牧世界则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知道欧洲中部,横亘于要偶大陆的居中地带。游牧世界内部又以阿尔泰山和天山为界,以东居住着蒙古—突厥人,以西为印欧各族。东部大草原地势高而气候干燥,牧场远不及西部的肥美。这一地理条件上的不平衡有助于说明,在四世纪前后东部大草原出现长时段的气候恶化时,蒙古—突厥人由北向南地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同时伴以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而西进运动的总压力最终也要由农耕世界来承受,即转化为南北向的运动,由此通过这个东西向的民族迁徙将东西两部草原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连接起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与渡过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有着内在的关联。匈奴的西迁不但与东部五胡(乌桓、鲜卑、拓跋诸部以及东西突厥)的南下乱华同步进行,而且直接触发了西部五胡(法兰克、汪达尔、伦巴德以及东西哥特人)的南下颠覆罗马。

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生的原因在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依据当地的环境,比如是否适合农业发展,决定文明的属性。有限的资源与膨胀的人口让各个文明都把扩张视为出路。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审视那时的人类文明,应该就像是现在徘徊于银河系外看地球文明吧,所以,这是科幻小说极好的素材。

进而,如果把游牧民的概念做回溯性的延伸,用它泛指早期农业文明周边的半游牧、半定居的野蛮人,则文明以被野蛮征服的方式扩展,即便在文明奠基期的中国(远东)与希腊(远西)也呈现出相平行的节律:公元前十六世纪,亚该亚人征服克里特文明,代之以迈锡尼文明,中国的商部落征服夏文明,代以商文明;公元前十一世纪,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文明,进入希腊的古典时代,周人征服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古典时代。 至于希腊人与同期南下的同宗的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遭遇,其更高程度的平行性就不必赘述了。这种平行性还可以下行到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轴心时代,各文明区都产生奠基性文化导师的时代,中国的孔子与希腊的苏格拉底出现于此时,波斯的索罗亚斯德和印度的佛陀也出现于此时。

文明遭遇以后自然会有胜负之分,如果参考《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那还是地理环境这个因素决定了文明之间的胜败,决定了文明的轨迹。当世界各地的先贤们遇到了“礼崩乐坏”式的困境,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解答,这些解答,成为了后世思想的源泉。

对于这种共同节律的造成,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可以提得出——毕竟早期文明都由同一个苏美尔文明扩散而来, 但我宁愿只把它作为世界史自始存在的证据。——如果分处大陆两端的远东与远西都呈现出共时性的历史节奏,统一的世界史的说法便不会只是一个理论的狂想。

……

Continue reading »

4月 262010
 

地理环境对于历史的影响一直被低估了。研究历史问题,我们喜欢讨论人民群众的意义, 喜欢讨论伟大领袖的意义,但少有人去讨论地球的影响,这个最原始因素给人类命运带去的影响。孟德斯鸠算是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过一笔,讨论了不同纬度,不同气候对于文明的影响。黑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地理环境,还是被低估了。

说是地理环境,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地理,因为无论是气候,环境,物种,还是生态或者其他什么的,决定它们的还是地理,地理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决定了大气的流动,决定了海洋的洋流,不一而足。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左右了我们的文明。而地理,这个源自于地球起源的学问,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轨迹。或许你认为把历史与文明追溯到地理这个最初因素有些夸张,没有必要,但事实是,在外星人还没出现之前,确实没有必要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银河系对我们历史的影响。

来自于BBC的纪录片《地球造人》算是一个尝试,讨论了地球上的那些最初因素——地球深处、水、风以及火,对于文明的影响。尽管其中关于中国煤矿运输的一段的结论过于狭隘,整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地球深处给我们带来的是,是地形,火山,还有各种矿藏。板块之间的漂移和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地图样貌,决定了哪里有平原,哪里有盆地,更决定了澳洲与美洲成为新大陆以及欧亚非的相连。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认为影响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

  1. 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 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 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 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就是地球深处的活动。而火山的力量,可以直接毁灭一个文明,爱琴海的米诺斯就是一例。而各种矿藏,则是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原料,从青铜到铁器,从煤炭到石油,都是地球深处给予我们的馈赠,而每一种新资源的利用,都给社会带了巨大的变化,有些时候,可以说是革命。

水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不吃东西可以坚持许多天,但不喝水我们很快就会倒下。尽管蔚蓝的地球是一个水球,但可为人类所利用的水实在是少的可怜。文明也像动物群落一样,择水草而居。不仅如此,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水,对农业来说,靠天吃饭总不可靠,所以才有了灌溉系统,将河水或者地下水引入农田。但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的分配,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人把政府的起源归结于此。而像中国这样的被农业束缚的文明,原因可能也就是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所谓的“母亲河”,费孝通当年就有一篇很出名的论文,题目就是《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海洋,水资源最丰沛的地方,则为大规模贸易提供了可能,直到今天,海上运输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海上运输的速度与载重都比陆上运输有着太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成为了曾经希腊与英国崛起的保障。

风的力量让哥伦布得以远征新大陆,让麦哲伦得以环球一周,最早的大规模跨洲贸易,就是在风的力量下促成。非洲的奴隶被带到美洲,美洲的棉花则被出口欧洲,尽管不怎么光彩,但风让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得以满足,得以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至于说火,简直就是文明的象征了,普罗米修斯将火带到人间,象征人类的启蒙。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火意味着安全与温暖,掌握控制火的技术让我们脱离野兽的范畴。对农业来说,火更是拓荒的利器,一把火下去就能迅速清出一片农田。

对于这些元素,人类多少都是有些崇拜的,中东的拜火教就直接崇拜火,每逢奥运会,我们总要点着火把跑来跑去,而“金木水火土”则是中国人的基本元素观,希腊的则是“水火土气”,其实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崇拜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类崇拜自然,是因为无法脱离自然的束缚,感觉需要时时刻刻有求于自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每一种发明,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让我们能一点一点得脱离自然的掌控。

但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破解自然的代码时,地球就会像“盖娅”一样做出反应,或许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盖娅”系统,只是人类的愚钝未能意识到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中,人类选择的未来既非第一基地的科学,也非第二基地的心理史学,而是“盖娅”。套一句老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正途。但问题是,如何?

4月 162010
 

1793年,牛年,乾隆皇帝八十二岁,也是他执掌大权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一年世界算不上太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路易十六惨遭处决,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这一年为背景。magaerni 更重要的,在这一年西方同中国有了正式接触,乾隆皇帝接见了英人马戛尔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