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052011
 

恭喜你,你穿越了,来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其实也没什么好值得恭喜的,你来到了一个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速公路,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时代。也就是说你的言论多半只能够在你们村里传播,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你很难去远一些的地区,到处都是泥泞的道路;你没有机会吃到许多蔬菜,因为当时许多植物还未从美洲引入欧洲。唯一伴随你的,只有你一知半解的世界历史了。即使你英文流利,你还需要学会法语和拉丁语,这些才是主流语言。

穿越以后,你最有可能的角色就是农民,从概率的角度上讲是这样,毕竟社会底层的农民占据了人口数量的大多数。你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或许吧。但首先你得正视自己面临的“现实”:没日没夜的劳动,攒不下不多少粮食,因为大部分需要上交领主,还有无穷的赋税。对于贫苦点的农民来说,会有间自己的房子,但基本没有什么设施,一些稻草加上粗糙的毯子就是你的床上用品了。至于食物,多是浓汤,保证不会好吃的浓汤,好消息是喝酒会取代喝水,因为水里面总会有奇怪的味道。至于娱乐活动,教堂就是你的全部了。还有的好消息是如果你是个小男孩,基本会被送到当地教会去学习识字,至少不会是文盲。通过教育,你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成为有钱人,有权人。

哦,当然,如果你在教堂的学习班上表现良好,得到了留在修道院的机会,这可是个好消息,意味着你可以成为神职人员了。作为神职人员,你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祈祷,不光是为自己祈祷,有时也会为武士或者领主祈祷。为了救赎自己的罪恶,对于领主来说,有时这种罪恶需要数千年才能赎清,当然自己是本人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祈祷的,所以就花钱让修士们去替自己祈祷,当然这是需要花钱的。任何人都可以花钱让教会替自己祈祷,于是乎,祈祷成为了一项商品,而且还卖的不错。作为修士,按理来说是不能吃肉,不能近女色,要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总会有变通的方法,尤其是在滚滚金钱涌入修道院的情况下,在你的同僚中吃肉,逛妓院的不在少数,至于该如何对上帝负责?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了,你还有一半的可能性变成女人,幸运一点,还可能成为大家闺秀,中世纪的大家闺秀可不是文学作品中被困在城堡上可怜兮兮等待被英勇骑士救援的弱女子,那只是维多利亚时代文艺工作者们的臆想。相反,中世纪的女性相当强势,可以做大多数男子的工作,比如守城、维护治安、参与工商业,尤其是在黑死病让人口锐减以后,女性的更有机会参与社会劳动。总而言之,中世纪的女性有相当独立自主的意识,甚至,还有女领主胁迫帅哥与自己结婚的例子。当然,作为女性,在中世纪末期,随着经济的疲软,就业岗位的减少,不得不面对女巫的指控。

再如果你歌唱的好,可以去做吟游诗人这份很危险又很没前途的工作。尽管各种奇幻小说将吟游诗人吹的神乎其神,说他们在哪里都受到欢迎,请他们唱唱关于爱情、英雄的篇章。但事实上,吟游诗人的地位并不高,领主们只有兴趣听那些征服与胜利者的歌曲。金钱更情愿被投向战场而不是吟游诗人们的艺术创作。当然,被领主们请去的吟游诗人是天然的间谍,本来就是,看看《新概念英语4》上的那篇关于阿尔弗雷德大帝就是例子。

以上是BBC的纪录片《中世纪生活》中提到的部分内容。这个纪录片颇为有趣,每集时间也不长,至于30分钟,目前字幕组翻译了前四集,一共八集,后面还会讲到国王、骑士、魔法师、土匪的中世纪生活,应该会更有趣。

10月 182010
 

Frank H. Easterbrook法官在1996年芝加哥大学的网络法研讨会上提出:

网络法的意义就同“马法”——即关于马的法律——差不多。“马法”是一个必要的法律部门吗?显然是否定的。马的所有权问题由财产法规范,马的买卖问题由交易法管束,马踢伤人分清责任要找侵权法,马的品种、许可证、估价和治病均有相应部门法处理……如果有人企图将之汇集为一部 “马法”,那将极大地损害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他指出,因特网引起的法律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网络空间的许多行为很容易归入传统法律体系加以调整。为了网络 而人为地裁减现行法律、创制网络法,不过是别出心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侃侃而谈,“请大家回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网络法的讨论依然不能逃离“马法”的阴影,Lessig教授的《代码》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判例法为基础的回答,但有些模棱两可。好吧,我试着来直面这个挑战,当然,这需要从遥远的过去开始谈起。

互联网是一项科技发明,马匹的使用也是,都标志着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的提升,无论是什么科学技术,转化为发明时都标志着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更近一步,而正是这一步,每一步,都对法律产生了作用,或多或少。

科技发明对法律的影响,基本都是通过影响社会结构进而影响法律:新的发明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动,让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使用新的形势,新形势呼唤法律的改变,而法律,作为规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调控社会关系的直接方法,不可避免的,在变化中被寄予厚望,尤其是在当代,法治作为绝对优势的文明秩序,自然是责无旁贷。

既然本文的题目提到“马”了,那我们就来说说马的法律。当马最初为人类所使用,是在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左右,而目前发现的最早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要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才出现。如果再要谈马对法律的冲击,显然有些不公平,但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没有法律的年代,社会结构依靠其他形式组织构架,马匹的出现,尽管没有对法律造成冲击,但对其他社会规制手段一定做出了挑战。

马的驯化,通常认为最早为搬运所用,后用于骑行,至马镫发明而用于战争。按当时的视角来看,用于搬运的马匹改变运输模式;用于骑行的马匹扩展了我们空间的范围,让世界变小;而马镫则让战争出现新的模式。如果那时有法学家的话,他们也会讨论,是否要专门制定一部“马的法律”,马匹与当时其他东西相比,有如此之大的不同,需要专门立法规制。

但我们知道结果,即使当时是真的存在这么一部马的法律,在随后的时光中也为历史所埋没。真正保留下来的,还是罗马法稳健的法律分类划分。

尽管稳健,但也绝不是一成不变,我们总不能指望罗马的法学家们帮我们打点好一切,随着科技发明的涌现,人类能够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多,声、光、电、热无不纳入了物权的范围。飞行器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考虑限制传统的地权,传统的地权可是“从地心到空中”,飞机可没法飞行了那样。远洋船舶的出现让我们有了关于海洋的若干条约,有了公海的概念,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太空的开发则让空间法出现,太空飞行器坠落的责任在国际法中出现。无线电的出现则让无线电频谱为国家所垄断。

新发明带来新空间,新空间不可能是无主之地。远洋船舶可能没有带来远洋船舶法,飞机可能没有带来飞机法,太空飞行器可能没有带来卫星法,无线电可能没有带来无线电法。但是在这些发明所创造的崭新空间,法律或创制,或修改,或随之而变。

所以,即使是像Frank H. Easterbrook法官所说网络法没有必要成为一个部门法,但互联网会如何改变法律,在互联网创造的“赛博空间”内,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去规制,依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不会对现行法律体系造成太大的冲击,只会在现有结构中做出微调,以适应互联网的挑战。

网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对所有法律领域都做出了挑战,这也是网络法可能成为部门法的原因,但在成为部门法之前,还有太多太多工作要做。知识产权,刑法,民法,国际法,这些法律都需要积极应对。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研究网络法的学者中,大多是从知识产权这做庙半路出家而来,也难怪,网络几乎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无所适从,所坚信的原则理念轻易被打破。但这样无疑会造成中国研究网络法视角的单一。

这篇博客只是一个开始,探索发明如何挑战法律,互联网如何挑战法律。所以,诸位也不用“急着回家”,还有好多东西等着大家研究呢。希望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把自己想在此文中表达的观点写成论文,但愿如此了。

10月 082010
 

延安,陕北城市,位于黄土高原中部,曾经的革命圣地。

1948年(民国37年)3月9日,这是爷爷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最后一次注册的日期,四个月后,爷爷就将背上行囊,走向延安。在这段时间里,革命的中心从延安转到了西柏坡,《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实行(民国宪法被冻结),长春围困开始,董存瑞阵亡。

时间稍稍回朔一下,看看爷爷他选择延安的原因,下面这段引用内容选自文革时期的“历史交待”:

1946年下半年到西北大学,结实了杜铁铮(……),他给我介绍过许多进步书籍,有关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也偷找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红色宝书让我看,使我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明白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抽丁拉夫,物价暴涨,特务横行等,引起我的不满愤恨。又看到共产党深入人心,解放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我已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灭亡,为时不要很久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跟随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出路。又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的不少,到解放区必然比其他人能“重用”。如果继续上学,不等大学毕业,西安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就决定早些到解放区去学习,很快参加革命工作,将来自己“前途无量”,“读书做官”。

当时,所有要去延安的学生,都必须改名(换姓),目的是避免牵连家人。爷爷他也不例外,所以姓名也由史振中改为史剑青,并且以后一直使用此名。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爷爷他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动身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行二人(与一名叫林平的学生)赶到西安车站时火车已走,只能急搭运煤的空车到三原车站,但接应人员已经离开。于是就找到当地坡西镇小学教师刘德奎处住下,并在此处结实了延大地下招生负责人丁光(原名王顺命,西北大学地下党员)。第一批没赶上,就只能随第二批开赴边区。

1948年7月4日,这天,爷爷头戴一顶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与第二批赴边同学在三原车站会合,共赴革命。这批同学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爷爷带领,在游击队同志的引导下,日夜兼程,奔赴马栏镇(当时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名叫林牧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

7月6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马栏镇,7月7日,每个来边区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个简要的自传,也就是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爷爷想必也将自己的出身交待的干干净净,晚上,学生们被招待看戏,剧目包括: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一周后,学生们来到洛川的延大分校,后来因为陕西东部的战事,学生们又随延大分校转移至宜川。

入学首日,举行政治测验,根据资料,大概有如下问题:

  • 什么是政治?
  • 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 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

爷爷他当年是如何回答,我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延大分校的生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主要是政治训练,课程教材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当然,学习期间自然是少不了被要求汇报思想,而此项措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爷爷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要到延安了。

附:以下是爷爷去延安的大致路线图,该路程近400公里,大部路程是步行,部分骑马,部分火车,自出发至抵达,边走边停,加上学习时间经过3个月,终于,要到延安了。

9月 302010
 

1910年,宣统二年,也是狗年。这一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早已病逝,举国民心思变,大清帝国进入了自己的最后时刻。大清帝国的最后时刻并非只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这些历史事件,更伴随着清末修律的高潮,或许我们现在认为那只是回光返照,但谁又能保证:再过若干年,中国人对法治的追根朔源会追忆此时?

而这其中最精彩的一章,即使是《走向共和》也未能提到,就应该是资政院了。

100年前,1910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一),清资政院在象来街法律学堂内举行开院仪式,也就是现在的新华社家属院内。本人有幸在去年到北京时造访,现在此处已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国会旧址

资政院是数年前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直接成果,作为议院立法的过渡机构,或许称之为“有大清特色的政治制度”更为符合现代语境。资政院由200人组成,民选议员与钦选议院各半。民选议员是由各省谘议局(地方咨讯机关)推选,议员大多出身地方绅民;钦选议员则多是贵族与官员。看上去很像现在许多国家上下两院的分法,但资政院是一院制。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这种机构应该完全沦为君权的傀儡,更进一步刺激了全国广大臣民反抗清政权的决心。钦选代表理应掌控资政院的运作,民选议员被收买沦为附庸。这样很符合逻辑,因为毋需思考,我们眼前就有这样的案例。

但事实上,开院当天,请愿联合会来院呈递国会请愿书,议员们动议支持请愿,获大多数赞同,三呼国会万岁之后,上奏陈请即行召开国会。当时的气氛,钦选民选不分,一致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该决议表决时,“满场一致,无不起立,拍手喝彩,声震屋瓦”。对于国会,最重要的职务就是审核预算,资政院也不例外。资政院就曾凭借自己的据理力争,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

从议员的组成来看,虽然民选钦选各半,但钦选议员并未发挥清政府所希望的作用,即使是钦定议员占据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之职亦是如此。钦定议员虽也有些能言善辩之士,但要么是本身也心怀不满,要么是采取中立态度。资政院反而为民选议员所控制。而议员之中,不少为留日归来,据统计钦选议员有12人,民选有29人,共计41人有过日本学习经验。海外归来自然是能够给资政院以新鲜血液,不至向其他清政府机构那样沉浮。

即便是末代状元(不是张謇)刘春霖,作为初代议员,这么说道:“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刘春霖爱朝廷、爱国家的档次和境界,可比那些因为爱过而永远不投反对票的人民代表距离可远了去了。

武昌起义之后,“皇族内阁”提交辞呈,清政府批准,并宣布“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为维护《宪法重要信条》尊严,提出该程序违宪,摄政王收回上谕,等候选举结果,随后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公选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摄政王再次发布任命上谕。

山西大学的创办人李提摩太这样评价资政院:“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望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尔基、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即使有如此资政院,清政府的改革进程还是被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所超越,帝国也就轰然倒塌。以后,有了国民大会,有了立法院,有了政治协商会议,有了人民代表大会……

而资政院的所在地,也成为了民国国会,再后来,变成了新华社的礼堂。

9月 032010
 

又逢胜利日。抗日战争的胜利,相对于内战的胜利,我们的庆祝级别可不是差了一点半点。内战胜利日我们有七天法定假期,而抗日战争的胜利日,却少有人知。

今年3月底的巴蜀之行,专程抽了一天去了成都西南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一个由数十个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群。里面收藏了那些不太容易在一般博物馆看到的藏品,也收藏了一些鲜见于教科书中的历史。馆长樊建川先生很了不起,每一个展馆,每一件摆设,都可以说是心血之作。即使建川博物馆的藏品不像那些知名博物馆样样都是一级文物,但就立意来说,国内博物馆决无可以比肩者。

在博物馆的入/出口处,写着这么几行字:“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历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