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112012
 

近一年没看《读书》了,现在重拾此刊物,在2月刊上读到一篇李晓东的《古埃及传奇与历史大势》,颇有些意思。我试着总结一下书中观点:

这篇文章提到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但是因为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挑战,对生存危机的抗争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确实如此,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鲜有能力对抗大自然的残酷,任何风吹草动(洪水、干旱、疾病、严寒等)都可将一片区域内的人类文明完全抹杀。

面对如此情形,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生育。文章中提到这也是“女神崇拜”的起因,那个时期的雕塑多是女神题材。考古学似乎也在支持这一说法,早期文明中生殖崇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少见,在雕塑中,多是以夸大乳房或下体。甚至还有双性人这样的作品,比如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马家窑出土“裸体浮雕彩陶壶”,其中人物为双性人,制作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而母系氏族,可能也是这种崇拜的表现(没具体考究)。

裸体浮雕彩陶壶

而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来自繁殖的不断减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开始增加,人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带领部落发展,所以人类文明进入英雄时代,黄帝、炎帝即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顺便说一句,黄帝真正埋葬地并不在陕西黄帝陵,而是在河北,在古代某朝由于战争失利丢掉河北,故在陕西另建黄帝陵。所以虽然陕西的黄帝陵没有黄帝尸骨,但却受到历朝的认可。

“历史没有停留,人类继续发展”。部落开始演化为国家,国家间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只有在屈服,或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时文明的主旋律是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在那时通常是指人口、耕地、战争等内容。能够协调好这些因素的国家便是文明的主宰,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以上各方面超越其余六国,进而同一中国。在《商君书》里,只围绕两点:耕/战。便是如此。

下面是一些我的废话: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甚至从未放慢。而其中大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我没兴趣谈现在的历史大势为何物。可是当你李鸿章、李中堂为了督促清廷改革,就曾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亦然。

12月 082011
 

欧亚大陆

有人在知乎上:“为什么世界上多是南方和北方的战争?”并举了些南北战争的例子:“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中国近代也是南北之间的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都是南北之争。”

这个问题可以更进一步,稍懂野史的人都知道过每逢中国南北对峙,总是北方取胜这种说法,所以共和国才定都北方,吸取曹魏灭东吴、蒙古灭宋、满清灭太平天国、共和国灭民国的教训,而且认为北方往南方进攻会形成压顶之式,无往而不利。

这两种说法都是胡说八道。

首先战国时期的战争是秦国对山东诸国是东西向的战争;反过来,项羽、刘邦灭秦是东西向的冲突;蒙古平推欧亚大陆是东西向的战争;拿破仑对俄国是东西向的战争;希特勒进攻法国、比利时、英国等西欧国家,进攻俄国也是东西向的战争;日本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还是东西向的战争。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战、二战都是东西向的战争。至于说中国历史上北方对南方的胜利,也不是全部。朱元璋灭元与民国时期的北伐都是从南到北的经典案例。虽然他们后来都再次被北方势力击败。

说南北战争多、北方进攻南方更具优势只是个概率问题,选取了几个案例便以偏概全得出结论,这和古人凭借有限的经验相信天圆地方,相信阴阳是是一个道理。有限的证据只能提炼出充满偏见的结论。当然我们现有的科学,即使某一天被证明只是过家家的游戏也不奇怪,毕竟现有物理学只是基于宇宙中微不足道一点得出的结论。《三体》中智子破坏对撞机的实验结论,直接导致若干科学家自身,认为其研究毫无意义,就是一个“谬论”破灭的后果。对了,眼下的中微子正在挑战现有的物理学,我愿意赌一碗泡馍说中微子的实验结论是错误的,有人愿意赌吗?

严肃点说,东西向战争更加频繁主要是因为文明多集中于欧亚大陆上,欧亚大陆东西向距离显然大于南北的向距离。东西向来说能容纳更多的文明,更有可能导致冲突。而南北向的大陆如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因为其自身的地理环境缺陷,美洲大陆原理文明中心,非洲大陆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强烈推荐《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所以才让南北向的战争不那么频繁,而问题中的那几个例子,与东西向的冲突比起来只是小打小闹。

而中国多南北向冲突是因为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自唐后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别从关中地区移向江南,而政治中心又因为北方的威胁移向北京,所以造成国家分裂后容易在江南形成另一政治集团,导致中国近千年多南北向冲突。在《古都与城市》一书中提到,唐以前,多少洛阳与长安东西二都并立,而唐以后,则是南北二都,北方均在北京,而南方则徘徊与南京或杭州等地,定都西/北的朝代多侧重进取,而定都东/南则偏重守成。仔细想想西北多少与异族接壤之地,若没有些许勇气绝不会定都边疆,而东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充沛,是休养生息理想之所。如果国家动荡,南北都极易另立中央,进而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10月 102011
 

18stars_flag 据武昌的那一枪有100年了,100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无非就是因为人类使用10进制,才对100这样的整数更为敏感。而到了这些整数年,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只是各取所需,把有利于自己的挑出来。

当然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是近代史的最高潮,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帝制被终结,新的时代开始,后来的统治者即使独裁,被高呼万岁也不会再去称帝。似乎是一夜之间,旧制度的拥护者纷纷做鸟兽散,众人对权力的热衷超过帝制。即使是想将大位传于下一代,也多会遇到各种波折,比如蛋炒饭之类的。

说起来满清也曾经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拯救广大汉族人民于李自成的魔爪;也曾经代代表过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红楼梦》这般优秀的作品。但这又如何,鸦片战争让中国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与强大;对日甲午战争中的失利让民心思辨,整个国家倒向君主立宪;尤其是辛丑条约后,科举被废,留学人数大增,新思潮飞速传播。而立宪派对国会未能召开的失望则让革命派取得更多势力的支持,众多掌控地方经济、政治命脉的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党,至少也是同情革命党。从初开资政院到武昌起义将将1年的时光,立宪派的力量就倒戈相向,所谓民心向被,也是转眼的事。

武昌起义当然是充满了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让湖北守备空虚,起义者中只有一些低级军官,只有黎元洪勉为其难加入起义军,才让起义得到了有效的组织。很难想象如果是其他省,起义会如何进行。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半壁江山纷纷云气响应,成为各省的潮流。

辛亥革命成功终结了帝制,但并未带来一个太平的民国,原因多是归咎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但当时哪里有什么果实,最多只是一些种子与萌芽,是否能够经过暴风骤雨长成参天大树还不得而知。袁世凯将这些种子萌芽成长的最大障碍扫除,即使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段时间看上去是双赢的博弈,革命党推翻了帝制,而袁世凯则到了总统的宝座。不过当袁世凯企图重新回到他所推翻的帝制,自己立刻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公敌。

以上只是一个困极了的人在辛亥百年夜晚的胡言乱语,对了,萌节快乐。

7月 092011
 

这已经到了1950年了,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爷爷他也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他进入了司法系统。在他眼里,社会上一切风气都是崭新的,积极向上的。他们的作为总是大义凛然,正气浩荡。

从他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好的时代。即使是现在,也总有人在缅怀那个时代,似乎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最好的范本,是现在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他眼中的西安,这是他眼中的新社会,他眼中的正义。

在这两年,爷爷他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年龄。他的想法或许可以代表部分当时的青年人,这也是一小扇窗户,让我看到他当年的所思所想。

1950年7月4日

今天是我参加革命的节日,在48年今天,我同二十余为同学由游击队同志带领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边区的,现在已整两年了,是的,是进步了,可是两年的进步,还至今未加入党,是要我在明年今天取消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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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2011
 

大明宫含元殿

自唐以后,长安(西安)便不曾是中国的首都,尽管后世历朝建都时总会将长安列为备选,但结果总会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西安人津津乐道于因为只差若干票而输给某某城市这类的野史。而且,据我所知,不止西安一个城市喜欢念叨这种话题。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康有为就在海外建议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这当然没有实现。即使是现在谈论迁都,人们也习惯于将西安提出来掂量一番。

似乎在西安建都意味着某种好运,意味着能够重现周、秦、汉、唐时的光荣与梦想。但遥远的荣光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几座佛塔,数个遗址,无数墓冢,以及那说不清的文化底蕴。相对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最适合西安的称号就是“废都”了——废弃了的首都。

都城迁离西安并不是什么风水之类的原因,而是切实利益使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秦制,商鞅变法强调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当然也包括地方权力,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结束先秦时期“封土地,建诸侯”的封建格局。如果说封建分封让诸侯们手中握有大权的话,那么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则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所处的首都也就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国资源,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等都不可避免的向首都集中,而对其后勤保障则是个大问题,随着各种资源来到首都的人总要丰衣足食。

满足粮草供给的方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么从远处调拨。对于长安来说,地处关中平原,自然也说的上是粮草充沛,但对于满足首都的供给,始终还是杯水车薪。即使是早如秦国也不能就地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郑国渠来发挥关中平原,另一方面也要仰仗栈道,从巴蜀地区运粮尽量。但这毕竟只是秦之一国。

到了汉,则是开凿白渠继续开发关中平原的潜力。当然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种选择是迁都,迁至粮食主产区看上去是不错的选择。但这样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秦汉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没错,就是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是对农业政权最大的威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是共同的威胁。这也是长期以来,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所谓“天子戍边”。

 

到了隋唐,边依然要戍,但粮食还是问题,关中平原的潜力早已殆尽,必须从外调粮。而从运输的角度来说,陆上运输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最方便途径就是走水路,成本低,运力大(水上运输的方便甚至是造就希腊文明的原因之一,参见《文明的轨迹》)。但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河流的流向是从西到东,而粮食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这意味着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满足首都庞大的胃口。在没有现成河流的情况下就只有开凿运河,要说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游览方便而开凿“大运河”那绝对是胡扯,大运河更重要的使命是为长安运粮。

即使是有运河,逆流而上仍是不变,尤其是经三门峡进陕一段,水流湍急,艰苦异常,直接导致成本陡增。这也是东都洛阳的以兴起的背后原因,去洛阳办公至少可以让漕运的距离减少大半。唐玄宗时期因漕运制度改革而让成本降低,得以让关中大富而洛阳萧条,这也成就了大唐最后的顶峰。

至宋,赵匡胤也动过建都西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战火让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早已“孔雀东南飞”。百年后,开封城无险可守,被金军长驱直入,让我不得不遥想一下当年秦军倚仗函谷关就能与六国周旋的场面。至南宋,便不得不直接将都城设在鱼米之乡了。

到明朝,汉人总算扬眉吐气,拿回燕云十六州,但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取代西安,北京成了这时的前线。天子依旧戍边,只是不在长安,运河依旧繁忙,只是终点不同。此时的西安,更多是作为西北门户存在,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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